这种慈善行为，当然和从小培养的价值观念有关。Joe Engle是在俄亥俄州一个小镇中长大的企业家。他清楚地记得，35年前，生活得紧巴巴的父亲捐出大量的钱给教会，但除了俄亥俄大学外（本州州立大学的费用一般不及私立大学的一半），支付不起他这个当儿子的上更好的大学。如今85岁的他，和妻子一起做出决定：把几千万美元的资产如数捐出，并告诉儿子他们不认同继承遗产这类行为。儿子则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财政上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从五岁、十岁，或十五、二十岁就开始想这些问题，你很可能会有一个不幸福、没有成就的人生。”(以上报道见Sally Beatty.)

《波士顿环球报》最近还报道了在我所住的小镇阿灵顿的“半产俱乐部”(The 50% League)。这个俱乐部2007年5月才成立，到7月时已经有了将近90名会员。该俱乐部的准入资格是：你至少把一年净收入的一半以上捐献出来，并且这样坚持了三年；或者在一生的某一时刻，把一半以上的资产都捐出来。这并不是一个亿万富翁俱乐部。其主要成员，是一般的中产阶级，但突然接到一笔遗产，一夜之间成了富人。他们坚持认为财富不属于自己，要捐出一半以上用于社会公益。以下是几个例子。

Mike Lapham16岁时被告知，因他祖父在纽约州经营一个工厂，他每年将得到可观的股份分红。但是，他决定把他每年的净收入（包括八万美元的股份分红和他工作以后的普通工薪阶层的工资）的50-75%拿出来捐助社会。如今他已经45岁，结了婚并有两个孩子。为了养家，他削减了捐款比例，不过已经捐了50万美元以上。77岁的Frank Butler则是典型的普通百姓。他的退休金和社安基金的收入也不过就8万美元。在波士顿地区，两口人靠8万美元也只能过小老百姓的小康日子。但是，他和他的妻子竟把50-75%的年收入都捐了出去。有一年，这老两口捐的居然比收入还多。64岁的摄影师David Ludlow的妻子在一次登山事故中丧身。他意想不到地从妻子的家庭继承了500万美元的资产，一年的利息就是30万美元。他一下子就从一个普通人变成占人口1%的富人。他为此内疚了许久。最后决定把这些财产捐掉一半。Jennifer Ladd21岁就继承了120万美元的资产。她说：“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许多人都没有我所有的。我怎么可以心安理得地守着这笔财富？”她如今已经54岁，一直坚持将一半财产捐出。(Sacha Pfeiffer.)

所有这些，其实就是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由“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的“君子经济”。这些“君子”把社会看成是和自己一体的。于是，给他人带来幸福，成了许多人终生追求的目标。

美国的许多日常生活细节，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比如，我家边上的图书馆为鼓励孩子阅读，奖励每阅读了10个小时的孩子一本书。我女儿每天卡着表算自己的阅读时间，一到10个小时就去领一本。国内的亲友听了不可思议：你去告诉人家10个小时就是10个小时吗？要在国内，大家还不竞相虚报，书早领完了？其实何止于此。如今网上商业活跃，我从亚马逊网上订的几十美元的书籍，邮递员往门口一放就走，根本不用签收。有一次我没有收到，给公司打个电话，人家二话不说，马上再补寄。你真要慌报丢失，实在是易如反掌。但是，显然干这种事情的人很少，公司和邮局都没有采取措施让你签收。这种市场经济的效率，是建立在“德”上，而不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你真要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收到了就说没有收到。亚马逊本身就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服务，让你把多余的书卖掉。可是，如果大家都这么追求个人利益，不仅不能自动贡献于社会，反而逼着公司用挂号邮件来执行邮寄业务，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看看这些，我们不妨问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在经济上竞争不过人家，是因为人家的社会物欲横流，我们则“言义不言利”呢？还是因为人家是君子，我们是小人？你怎么证明中国文化在道德上、精神上要高于西方，只可惜赚钱时没有人家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