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不，是谈话的气氛。因为谈话有很多出彩的地方，都是事先没有预料到。

就像把谈话说成谈判一样，WTO似乎已经成为龙永图生命里的一个烙印。龙永图参与制作的《论道》节目，几乎每一期都与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近些年来，龙永图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因为他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首席谈判官身份。当年，在谈判逐步推进的过程中，龙永图的工作也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许多人担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民族企业会因为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一败涂地，甚至有人把谈判中的让步和民族尊严联系在一起。一时间，龙永图被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承受着巨大压力。

曾经处于风口浪尖

杨　澜：我记得当时有种言论挺占上风的，就是说，一旦入世以后，我们很多经济政策的制定就会受制于人，似乎会牵扯到一个经济主权的问题。这个问题上纲上线起来，我想当时对您压力也是蛮大的吧？

龙永图：是，但是当时我们很明确，就是说如果调节中国经济的几个重要的杠杆不掉，比如说汇率的变化、银行利率的确定，在其他方面做一些让步，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中国入世5年的时候，有一个记者问我现在怎么想的，我想，如果当时我们接受了美国要求中国入世以后5年放开人民币兑换的汇率的话，那我现在就成为民族的罪人。当时美方是非常坚持这一条的，说一定要给一个时间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哪一年自由放开。当时他们提出一定要5年。我们坚决没同意。

入世5年之后，当中国渐渐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人们看到的中国经济以进出口总额每年30%的速度递增，外资源源涌入，那些曾经最让国人担心的汽车产业和银行业也安然无恙……这一切让龙永图数年的坚持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杨　澜：我不知道您现在回头看入世前大家种种忧虑和担心会产生什么感想？

龙永图：我觉得我们经常低估自己的力量，因为中国在近一二百年来一直受外国的欺凌，所以弱国、穷国的心态，在我们整个谈判过程中表露得很明显。入世谈判实际上是我们把门打开，或者把门打开更大一点儿，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自己引狼入室，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你怕什么？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不仅经济在正常而飞速地发展，政府的许多决策也发生了良性变化。

中国入世后的变化

杨　澜：实际上我们遵守的WTO的种种规则，反过来对政府很多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在这方面您的感触集中在哪些领域？

龙永图：比方说国民待遇问题。我们承诺履行国民待遇的一些原则，承诺对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给予同等的待遇，后来国民待遇问题在中国，特别是在政府官员里面引起很热烈的讨论，有些人提出：既然我们要给外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同等的待遇，那么我们首先要给我们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等的待遇，这样的话，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的企业都可以得到同等的待遇，我们市场经济平等竞争就有一个基本的保证，这是最深刻的意义。

杨　澜：这就像您曾经说的：把过去区分对待的原则，变成非歧视的原则？

龙永图：对。后来在讨论农民工进城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有一些媒体和一些政府官员，用了国民待遇的原则，他们认为，我们在对待当地的老居民和新进来的农民工必须是国民待遇，我非常高兴，WTO在这儿又发生了作用。

除了经济更快发展和政府决策改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使得人们观念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在龙永图和他当年参加谈判的同事们身上也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