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猫与杀人——二者择一的伪命题

“杀猫”与“杀人”，二者并非等价的暴力行为，更何况个体暴力与国家行使的人为的、有组织性的“战争”暴力也绝对不相等同。而在《海边的卡夫卡》的琼尼·沃克所说的这段话里，却巧妙地模糊了上述界线。

猫一直被视为一种受人宠爱的动物。而猫作为家畜被人类饲养，实际上与人类的农耕文明密切相关。

人工栽培出供人类食用的种子作物即大米、小麦等谷物，这便是农业。在人类社会的周边，植物的生态系统随着农业的发展发生巨变，同样食用谷物的老鼠开始大量繁殖，老鼠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这在“老鼠般等比级数增长”的说法中体现得十分清楚。老鼠不仅可以吞食人类的谷物，而且还成为传染病的传播体。鼠疫曾经席卷了中世纪的欧洲，绝大多数情况下老鼠都是罪魁祸首。为了防止鼠害，作为食肉类动物，猫从埃及文明时期起开始被家畜化饲养。猫只要在人类社会的周边捕食老鼠，便成为有益于人类的动物。与需要顺从于人类命令行事的家畜狗不同，猫只要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而“自由”地行动便能贡献于人类。当失去了作为灭鼠家畜而存在的必要性时，猫便成为需要人来供食喂养的玩赏专用的家畜。

正由于上述历史性形成的关于猫的认识，琼尼·沃克的行为才会带给读者以异常暴虐的印象。过度渲染了其行为的残虐性的，是琼尼·沃克在中田面前生吞了猫的心脏。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有意模糊界线的安排。如果琼尼·沃克是一个习以为常地食用猫的人类社会的成员，那么他的行为在那样的社会中就不会被定义为残暴。正像在烧烤鸡肉串的饮食店中，食用美餐鸡的内脏不可能在日本被指责为残忍一样。

当然，中田的存在，也起到了凸显出琼尼·沃克的残暴性的重要作用。因为中田是作为能够理解猫的语言的人物出场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谱系中，有一部夏目漱石的小说《我是猫》。这篇小说的读者或者听说过这个书名的人，尽管是在一种虚拟性的关系之中，也仍然会将自己置身于能够理解猫语的位置上。所以中田这一人物设定，在近代日本小说的读者共同体的大众化集体记忆中，并不显得十分离奇。

琼尼·沃克的一系列行为，是通过与普通人相比，同猫之间确立了亲和关系的中田的视角提示给读者的，正因为如此，其行为才有可能作为同活剖开人的心脏取出生食的行为相等的残虐印象而投射出来。以如此这般对读者的心理操纵为前提，是继续允许对猫的残杀还是杀死琼尼·沃克，这本身并不构成二者必择其一的选择，却作为一个绝对化的二者择一迫使中田接受，并且通过中田作用于小说读者的意识之上。

也就是说，即使在“自然法则”层面上，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也对“允许事项”与“禁止事项”之间的界线进行了一番刻意的模糊。正是在这种模糊之下，是容忍别人杀猫还是自己去杀人这个二者择一的选择，才被运用“战争”的比喻叙述出来。

琼尼·沃克与中田之间使用的“战争”一词，明显指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国家主权下所发动的“战争”。从中田自己所说的“中田我出生的时候，一场大战正在进行”中可以清楚看出，这里的“战争”指的是以昭和天皇裕仁①为唯一主权者（决定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的开战与终战的统帅者）的大日本帝国以国家名义发动的“战争”。

并且，琼尼·沃克说“一有战争，就要征兵。征去当兵，就要扛枪上战场杀死对手”，这依然是针对法国大革命之后近代民族国家发动的以近代国民化军队为主体的“战争”而言的。如前所述，在进入近代民族国家之前的阶级社会中，以“战争”中杀人为职业的军人，是人口比例中仅占数个百分点的特权阶级。欧洲贵族的雇佣兵以及日本的武士阶层，是代代相传的职业化“战争”从事者。武士阶层仅占日本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但是，在取消等级制度、表面上确立了平等观念的近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即欧洲大陆发生了法国大革命、美洲大陆发生了美国革命（独立战争）以后，在全民皆兵制及征兵制之下，全体国民成了“战争”的担当者，在国家指令之下被强迫赋予了杀人的义务。

绝大多数的近代民族国家，是由等级制下的专制主义国家经历了市民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专制主义国家，则是通过中央集权式专政的政治形态建立起来的，君主拥有对封建贵族领主的统一统治权，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这一统治形态中，君主的命令往往是绝对的，随时可以转化为国家的“法”而发挥功能。

在前面提到的《在流放地》中，前任“指挥官”的任职时期，他个人的决定便直接化为“法”，所以这部作品才构成了对于专制主义国家以及君主制专政的讽喻（allegory，寓意性的讽刺）。

在等级制的专制主义国家体制下，王的意向便是“法”。然而在法国大革命中，作为“法”的国王，却被号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民”缔结的“国家”所制定的法律送上了断头台。同时，全民皆兵体制下的近代国民军队、表面上确立了平等关系的“国民”在“国家”的名义之下去杀人的行为被合理化。这便是近代民族国家中帝国主义战争的开端。

“国家”是被人为创造出来的，而并非一个基于自然法则的存在。“国家”是其构成者的人的自身意识的产物。无论看起来如何像一个实体的“国家”，其实都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所以，由“国家”、“主权”所发动的“战争”，无论如何也不能够与个体的杀人、杀动物的行为在同样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定位。

试图将国家发动的“战争”正当化，并作为“无奈之举”进行免责的政治势力，总是将“国家”从事的得到正当化的杀人行为——“死刑”、“战争”及“国家”组织的暴力等，放置在与个人化的杀人及暴力行为相等同的层面进行讨论，这已经被无数历史经验所证实。

如果家里闯进了强盗，难道能毫无抵抗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杀害吗？类似的逻辑在精心策划之下，就在《海边的卡夫卡》发表的那一年里，在围绕第二年被日本国会通过的《武力攻击事态法》等一系列“有事法案”的讨论中，被试图强行通过这一系列法案的政治家们提出并展开。其中最为简单化的逻辑方式，体现在小泉纯一郎首相所谓“有备则无患”这一足以使大多数人陷入思考停滞的宣传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