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艾希曼的“想象力”意味着什么？

将中田杀害琼尼·沃克作为“无奈之举”，甚至是某种意义上“正义”的杀人进行合理化的隐喻框架，通过章节之间的邻接性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这突出体现在以卡夫卡少年为中心展开叙述的奇数章第十五章的内容中。这一章节，夹在叙述中田与琼尼·沃克相遇的第十四章，和叙述中田目睹琼尼·沃克连续杀猫后将其刺死的第十六章之间。这一章里，留宿在大岛哥哥的山上小屋中的卡夫卡少年，从小屋中大岛的书架上，十分突兀地“选”出了“审判阿道夫·艾希曼的书”。

读完了伯顿版《一千零一夜》的卡夫卡少年，在这之后阅读了夏目漱石的《矿工》，又读了《虞美人草》，而且在同一延长线上将“审判阿道夫·艾希曼的书”捧到掌中。如果按照通常的读书脉络来看，这是一个十分突兀的选择。完全可以说，作者是为了将第十四章与第十六章的内容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加以框定，才在描写琼尼·沃克与中田两人的血腥关系之前，让卡夫卡少年阅读关于阿道夫·艾希曼策划犹太人大屠杀的这本书的。这样更足以将一个深刻的印象刻印在读者的记忆里。从而，艾希曼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与琼尼·沃克对猫所实施的连续性处决被邻接在一起，使这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行为之间形成一种互喻关系。由不同事情或意象的邻接而构成的比喻，被称为换喻。

……艾希曼这个名字作为战犯倒是依稀记得，但并无特别兴趣，只不过这本书正巧碰上自己的目光便随手拿出而已。于是我得以知道这个戴金边眼镜头发稀疏的党卫队中校是一个多么出色的事务处理专家。战争爆发后不久，他便接受了纳粹头目交给的最终处理——总之就是大量杀戮——犹太人的课题。他开始研究具体实施的办法，制订计划，而行为是否正确的疑问几乎没出现在他的意识中。他脑袋里有的只是短时间内以低成本能处理多少犹太人。依他的计算，在欧洲地区需要处理的犹太人总数为1100万。

准备多少节货车厢？每节可装多少犹太人？其中有百分之几在运输途中自然丧命？如何能以最少的人数完成此项作业？尸体如何处理最省钱——烧？埋？熔化？他伏案计算不止。计划付诸实施，效果基本同其计算相符。战争结束前约有600万（超过目标一半）犹太人被他的计划处理掉了。然而他从未产生罪恶感。在特拉维夫法庭的带防弹玻璃的被告席上，艾希曼显出困惑的样子：自己何以受到如此大规模的审判？何以如此受全世界的关注？自己不过是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对所交给的课题提出最合适的方案罢了，这同世界上所有有良心的官僚干的岂不是完全相同？为什么唯独自己受这样的责难？（140—141页，着重号为小说原文所有）

以上是卡夫卡少年在阅读关于艾希曼一书时驰骋的“想象力”。不仅如此，仿佛是为了进一步强化上述“想象力”，卡夫卡少年随后便在这本书中发现了大岛所写的如下批语：

“一切都是想象力的问题。我们的责任从想象力中开始。叶芝写道：Indreamsbegintheresponsibilities。诚哉斯言。反言之，没有想象力，责任也就无从产生，或许。一如艾希曼的事例。”（141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这里，布设下了《海边的卡夫卡》中拟似俄狄浦斯故事的一个关键性的结构装置和故事构图。那便是：卡夫卡少年的弑父很可能是想象力的产物，是“梦”中的经历，难道还需要为其行为负责吗？

由于琼尼·沃克的杀猫与艾希曼的犹太人大屠杀被结为互喻关系，这样，通过与人类历史上因最为邪恶且违反人道的犯罪而遭到谴责的历史事件的叠合，在《海边的卡夫卡》这部小说的内部，琼尼·沃克即田村浩一，也就是卡夫卡少年的父亲，成为集合了一切罪恶的象征性人物。由此，个体的杀人行为或杀猫行为，与“战争”及大屠杀等，一并作为同等的行为被联结起来，从而构建出了一个将其全部处理为“无奈之举”的话语体系。这一点，正是《海边的卡夫卡》这部小说的第二个不容忽视的，对于使用语言的人类所创造出的文学的背叛。

以不可理喻的邪恶者的存在为由，在国家策动下向其发动“战争”，这是一个“无奈之举”。这正是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的美利坚合众国，尤其是布什政府所推行的行为逻辑。对于阿富汗的报复性武力攻击，正是在这一逻辑下实施的，可是却根本没有捕获到基地组织以及奥萨玛·本·拉登等“不可理喻的邪恶者”。并且，2002年布什总统在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时悍然宣告了“thewaronterror”（反恐战争）。而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正发表于那一年，这是一个暂且需要铭记下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