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25日，笔者在北京饭店对首次来华的钢琴大师波里尼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采访，在访谈中，波里尼讲述了他对人生与艺术的许多独到观点……

问：波里尼大师您好，2001年我曾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采访过您，当时的谈话非常愉快。

波里尼：是的，我记得。那是在我的一系列勃拉姆斯作品音乐会演奏期间，当时由阿巴多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协奏，在音乐会上我演奏了勃拉姆斯的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所以我当然还记得。

问：在当年采访的时候，您曾表示希望能够到中国演出，五年之后您终于来到了北京。

波里尼：是的，我非常高兴最终能来到北京，我还记得当时在萨尔茨堡接受您采访的时候说到过的这些，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到中国演奏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我非常高兴。

问：这是您第一次来北京，您都想去哪儿看看？

波里尼：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有着古老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近几十年来的经济蓬勃发展，使得全世界都对中国侧目相看，我也一直都非常关注。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我的北京之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太大了，也许我需要很多年才能对这个国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次我提前好几天来到北京，就是计划要去看一些北京最著名的古迹，包括长城和故宫。

问：这次您在北京的音乐会，原定曲目有莫扎特的作品，为什么后来又临时做了很大的改动，改成了李斯特的作品呢？

波里尼：可以说我对曲目重新编排是有很多原因的，我认为在中国首次演出选用李斯特作品要比莫扎特曲目更合适，关于我这次调换演奏曲目的用意，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我这次演出的曲目，上半场首先是两首勋伯格的作品：作品11号中的三段和作品19号中的六小段。可以说这些都是勋伯格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音乐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作品，因为它改变了一些音乐的语言，从调性音乐发展为自由调性，这对于整个20世纪音乐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变革。

说到勋伯格，一位伟大的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曾经说过：“艺术家必须遵从他内心的声音，这种内心的声音告诉他应该做什么，这些都是必须的。”这也是勋伯格在这些伟大的作品中所遵循的一种精神。作品第11号是忧郁的，而作品第19号却是亲切的，其中的最后一首是他为马勒去世而特别创作的。

在勋伯格之后，我将演奏贝多芬最著名的奏鸣曲，作品57号。这也是贝多芬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属于他中期的作品。贝多芬在他创作了奏鸣曲作品106之前，一直将这首奏鸣曲看作是他最好的作品，这首奏鸣曲是一部颠覆性的作品，是一种创新的音乐语言，有种巨大的勇气和力量。随后接下来的是四首李斯特晚期的作品《乌云》《厄运》《悲伤的贡多拉》以及根据理查德?瓦格纳作品改编的《威尼斯》。李斯特这四首乐曲也是非常忧郁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它们所具有的气质和勋伯格是非常相似的，这和勋伯格在多年之后所发展的音乐语言其实有着某种共通之处。在这些乐曲之后，我还会演奏李斯特著名的奏鸣曲，我认为这也许是李斯特最重要的钢琴作品之一，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也是同贝多芬奏鸣曲一样具有革命性的作品，它对于很多19世纪伟大的作曲家，比如瓦格纳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问：您并不是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您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波里尼：我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可以说他是意大利现代建筑风格的先驱之一。我的舅舅是一位雕塑家，也是现代风格的重要雕塑家之一，上世纪30年代他主要创作较为抽象的作品，60年代至70年代的时候他创作了一些大型作品，总是很抽象的，他从大自然中汲取了一些灵感，非常自由和现代。虽然我并不是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但事实上我的家庭成员都很喜爱音乐。我父亲小提琴拉得很好，我母亲会弹钢琴也喜爱唱歌，我舅舅弗斯托?梅洛蒂也弹钢琴。我的父母和我的舅舅之间的共同之处是他们对新艺术和新艺术领域的热爱，我想我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种热爱，对现代音乐的热爱。在我今年的音乐会曲目上，你可能只看到从勋伯格到20世纪初期的一些作品，但其实我还演奏更为现代的作品，我想这也是我从我的家庭中继承而来的。

问：意大利曾经出过很多的歌唱家，当初在学音乐的时候，您的父母为什么没有去让您作为一个歌唱家，却给您选择了钢琴演奏这条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