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序

序

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是一部杰作，这是出于许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条理由都足以让它流传下去。首先，它富于戏剧性。这是一本生动的传记，讲的是一个古怪但却真实的英雄，一个美国最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之一。当美国陆军1940年在路易斯安那举行军事演习以物色有才干的指挥官时，乔·史迪威表现得极为敏捷、富有想像力而又不墨守成规，当时就已经是闪电战的高手。在陆军的九个军级指挥官中他得到了最高评价，并受命率军进攻北非。他本可以成为像欧洲战区的布莱德雷或者巴顿那样的人物。可是，由于他的中国经历，他被派去处理那里的危机。

不过，美国在中国的战时努力基本上是白费了——即便我们承认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战争本身不过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对人的耗费而已。史迪威将军恪尽职责，这使他能屡屡创造奇迹。他这次冒险本来就凶多吉少，当时在蒋介石委员长统治下的自由中国已经濒于崩溃，而史迪威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总参谋长”。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一个是美国的顽强的理想主义者，决心训练出中国部队并“打垮小日本”；另一个则是狡诈的军事政治家，同样很有决心，那就是不想让中国继续打下去，从而保住自己的位子。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对峙浓缩了美国在中国的战时目标所遭遇的种种挫折。

然而本书并非只是快节奏地叙述笼罩在悲剧阴影下的纷繁事件。隐藏在这个战争故事后面的是长期以来美国试图使中国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这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但是屡败屡试，现在这种努力又再度兴起了。读者会发现本书的结语恰如其分（直到1971年前都是如此）：“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但在将近十五年后，另一轮的接触、旅游、交流、投资和外交活动又在展开了。现在是美国公众好好回顾从前的时候了，用中国人的话说即所谓“前车之鉴”。特别是我们发现，帮助盟友国民党使我们成了共产党所发动的中国革命的敌人，对我们来说最糟的是，这场革命最后成功了。

总之，正如我们说过的，我们开始是想帮助中国，而之后在冷战的强权政治中，出于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又跟中国人对立起来。这样做真的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吗？尤其在考虑到那就是我们的朝鲜和越南战争的序曲时？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直至今天仍然很重要的问题。

但这本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部一流的历史著作，作者是一位自信而又熟悉这种艺术的大家。一开始巴巴拉·沃特海姆·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就很自然地跻身于美国知识精英阶层中。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纽约从事实务的人们中的自由派领袖。她的外祖父是老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Sr.），他的儿子，也就是她的舅舅，后来成了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她还是哈佛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学院的学生时，就曾陪祖父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对她来说，眼界高远和公众人物的品性都是遗传的一部分。

在拉德克利夫的时候，她专注于既相关又各有专攻的历史和文学。1933年她毕业后不久，这个世界就不得不为反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而动员起来。她主动、思路清晰而又无所畏惧，这些素质使得她成为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研究人员。1934年她在纽约，1935年则在东京。该研究所是一个富有开创性的“智囊团”和会议组织，1920年代由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前干事在檀香山创办。它由十几个国家级研究所组成，分布于主要的环太平洋国家，包括欧洲在那里的殖民地。它独自在太平洋地区开创了当代研究和定期国际讨论的模式，而现在的中心和协会几乎每天都在采用这种研究模式。1935年巴巴拉·沃特海姆从军国主义的东京去了共产党控制前的中国。

回到纽约后她开始为《国家》（The Nation）杂志工作；她父亲曾经是该杂志的出版人。然后她在1937－1938年间去马德里报道西班牙内战。她作为伦敦《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的驻美国记者回到纽约，并于1940年与莱斯特·塔奇曼（Lester Tuchman）博士结婚，之后很快生下三个女儿。从1943年到1945年，她在纽约战时新闻处远东新闻部工作。

对一个家道殷实又忙忙碌碌的母亲来说，这样的早期职业经历足以让她参加外国关系委员会的会议从而纽约的当权者们增光，但也就仅此而已。然而对巴巴拉·塔奇曼来说，她才刚刚走上轨道。1956年，她重拾早年的兴趣，发表了《圣经和剑：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时期的英国和巴勒斯坦》（Bible and Sword: Britain and Palestin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Balfour），一本一直讲到1918年的历史著作。那以后她避免了那些牵扯到她个人情感的题目，并作为面向大众写作历史的作家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某个把巴巴拉的这些书称为“通俗历史”的批评家与其说是在评论这些书，倒不如说是在评论他自己。确实，它们是“非学术性的”，因为它们主要不是为了讨论那些历史“问题”——太多这类问题来源于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渗透。在大学里，那些寻求科学一致性的人入侵历史学后强调的是概括、事件的模式和比较研究的先验图式。这些很可能加快了学生对历史的兴趣的减少。总而言之，巴巴拉·塔奇曼主张把历史看作是具有可读性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她畅所欲言、深刻，并有广泛说服力。对她来说，关键的是人们的感受和言行；相比这些，像社会流动性、合法性、投资比率和工作观念之类的问题只是次要的。她反复强调了事件、人物以及地方的独特性。

当然，多年来在历史学领域里个别性和普遍性一直在争斗，以期获得更多的重视。这里我们很难用只言片语——不管我们怎样斟词酌句——就解决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其实这也用不着我们解决：巴巴拉·塔奇曼的历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着任何理论支持。它就是让读者着迷了，它让他们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她的秘密首先在于她惊人的勤奋。她在研究时发掘了所有的记录，哪怕是最小的纸片也不放过。酝酿《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花了四年，这个时间跟《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花的一样多；后者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月，是本畅销书，并获得普利策奖。1967年，当她开始创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的时候，当时已经完成的一些深入研究已经揭示了二战时美国对华政策在外交和官僚政治上的盘根错节之处。两个很有才干的军事历史学家写了三厚本有关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的著作。事件的框架已经有了。尤为可贵的是，史迪威将军的家人公开了他内容广泛的日记和私人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