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关注史迪威，塔奇曼夫人就得避开那些雷区，即那些自美国宣告“失去中国”之后所积累的单方面证据、指责，以及那些各怀心思的回忆录。另外，聚焦史迪威使得她可以探求美国与其盟友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才是关键所在。这样就避免了把注意力分散到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和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那场殊死搏斗；1946年史迪威突然死于癌症后，这场搏斗挣脱了美国的影响爆发了，美国国内政治因此充满怨恨。

另一个也跟勤奋有关的秘密则很容易察觉到，那就是巴巴拉·塔奇曼通过掌握并使用这些记录而提炼出了她所谓的“确证的细节”。即便她已经感知了某些事件的相关性，她仍然必须通过现场证据——不言自明的一条引语、一个事实或者一个事件——才可以将这一点传达给读者。这些细节使得不同事件联系起来了。因为她是在讲一个故事，并不是想证明什么，所以巴巴拉·塔奇曼瞧不起计算机打印出来的那些玩意，也不喜欢引用其他历史学家的话。“我从来不觉得引用某人在旁边大学工作的邻居的话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来源；我想知道某个事实的原出处，而不是最近谁引用了它。” 幸运的是，她除了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独立精神（她不是个教授），对那些众多学者所关注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或者那些“因素”也具有敏锐观察力。例如，她对蒋介石在中国所达成的脆弱又耗神费力的权利平衡的分析，便是本书阐发最为清晰的地方之一。她所刻画的史迪威的早期经历——他的语言天分和海外游历，他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以及他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对中国的探索——既是他本人的传记，又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塔奇曼夫人善于发掘和利用各种记录，这使得她可以把故事贯穿起来。

从1980年代的视角来看，史迪威以及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是怎样的呢？

历史地看，1911年到1945年是新的中国共和国摸索建立新政体的时期。到1928年国民党一党专政终于取代了君主专制。不过，自1931年起，由于日本入侵，中国的政治生活重又陷入混乱。

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和虚弱使得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难得地有了参与中国生活的机会。在很多中国爱国人士看来，美国那些用条约维持的各种特权不过是十九世纪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竟然提议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全部中国对日作战部队，这无疑是整个帝国主义历史中一个登峰造极的时刻。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改变了这一切。然而……

虽然在1980年代中国的政体是独立自主的，但它的经济看起来仍然需要外国的贸易、技术和投资。自1949年后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这消耗了革命成果。中国的贫穷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那些见过外国物质富足的爱国者而言。毛主席排外的平均主义跟他针对统治阶级特权和官僚主义的社会革命一样，只能让位于邓小平的工业－技术革命。这个人民共和国现在只能借助外国的帮助增加产量。美国人——包括那些阔绰的美国游客——又一次成了贫穷中国的特殊人群。我们再次跟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国人密切交往起来，跟他们谈生意、交朋友。我们的中国朋友再次可能成为排外的民粹运动攻击的目标。

我们在1980年代所看到的中国革命是史迪威未能看到的——这是个社会和工业革命的富于活力的交替变化，是乡村和城市人民渴望的彼此消长。仿佛有一个内置的钟摆，引导中国就像一个盲人一样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先在农民中间开展平均主义的社会变革，然后转而在现代技术领域培养出新的统治阶层。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所预示的可不是一种单调的稳定。

自巴巴拉·塔奇曼写作此书后，其他历史学家又有什么新见解？有关赢得了未来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新见解很多，但有关1940年代美国战时努力的却很少。也许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美国在中国的东征，1938－1945》（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此书利用了根据“自由信息法”刚刚解禁的秘密政府档案。沙勒的研究仅仅加深了对美国在战时中国的意图和所作所为的幻灭感，而塔奇曼在她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里早已明确传达了这种幻灭感。

举例来说，他记载了统率美国驻华海军的米尔顿·迈尔斯（Milton Miles）中校的工作。迈尔斯走在了美国陆军的前面。通过1943年4月罗斯福总统所签署的一个秘密协议，他让美国海军利用中国自己的飞机向中国提供军火，并帮助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目戴笠对其人员进行培训，从而更好地打击对手——中国共产党。迈尔斯好像有童子军的素质，看上去也很像。他还在海军军官学校（U. S. Naval Academy）的时候，朋友们就叫他“玛丽”，因为他也有酒窝，长得挺像舞台明星玛丽·迈尔斯·敏特（Mary Miles Minter）。在自由中国，迈尔斯统率着2500－3000个美国人。有些帮助戴笠进行反共活动，从事暗杀、投毒、抓捕和镇压。由于有美国海军上层的支持，迈尔斯屡次挫败了史迪威试图控制他的努力。迈尔斯感到戴笠有种“磁石般的吸引力”，因为他“本身是个自由、民主人士……建立的集中营都是完全合法的……而且他爱自己的母亲并支持妇女教育” 。据迈尔斯的批评者说，他参加了戴笠主持的集体审判，审判后那些政治犯就被活埋了。这位浪漫而可怕的海军军官提前在中国揭开了冷战的序幕，后来他得了夸大妄想症并于1945年9月被送回美国。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活动进行抗议是完全正当的。

迈尔斯一事说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的战时努力是怎样被限制在国民党的冷漠和中美反革命之间的。乔·史迪威这个带兵高手很想教中国那些被征募来服兵役的农家子弟们怎样保卫自己的祖国。他身上体现了我们引以为荣的美国的优点，如民主和主动尽职。他的经历说明了一个有天赋又有超人毅力的人能够取得什么，以及不能够取得什么。

毫无疑问，史迪威很幸运没有成为中国抗日军队的统帅；在史迪威1944年被召回前罗斯福总统曾经这样建议过。那将使他置身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而当时他们谁都不想对日作战。中国的爱国情绪正在高涨，而国共内战已经开始。这个被蒋介石拒绝的任命将使美国卷入战后中国，从而招致一个致命的“超级越南”。即便如此，直到三十年后美国才承认了中国革命。

费正清

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