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正如罗斯福所相信的，如果想让中国起到一个大国的作用，那么就应当像大国那样对待它。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在跟《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的一番谈话中说，对蒋介石说话不能像对一个“野蛮人首领”那样。接着他问了斯诺一个颇有深意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是否“喜欢我们？他们那边对我们看法好吗？”他继而谈到了他家庭跟中国的渊源，讲了1933年时他怎样想废除治外法权；当时尽管赫尔表示同意，但是国务院顾问（罗斯福不喜欢、不信任这类人）表示反对。尽管德拉诺家族的财富来自这里，但是罗斯福不赞同外国对中国的渗透。他在1934年的一封信中表达了有史以来制定过但却从未执行过的最完美的政策；他坚信与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继续采取不妥当的立场，毋宁加快中国的危机并“迫使中国人民更好地站立起来”。

除了他外祖父德拉诺和帆船贸易之外，总统有关中国想法的演变是个隐蔽的过程。根据他的一个亲密助手罗森曼（Rosenman）法官的说法：“在白宫，罗斯福有关中国政策的制定过程几乎跟制造原子弹一样，都是大秘密。”战后有陆军史家问马歇尔将军：“总统对中国的政策是什么？他向你解释过吗？”对此他只能说，总统的政策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看待”。这并不仅仅是填补空白的一句口号而已。尽管这并非真正的政策，但是其信念却是真实的。罗斯福认为殖民地帝国的时代已经终结，西方世界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不应再把亚洲人民视为劣等民族。正如他跟副国务卿威尔斯所说的，平等对待中国是防止“在未来岁月中西方和东方之间出现根本分歧”的最好方式。

这便是他跟丘吉尔的分歧所在；用丘吉尔自己的话来说，他就任首相并不是为了安排帝国的解体的。恢复从前状态是英国在远东的战争目标，但是这并不是罗斯福的目标。罗斯福相信大英帝国已经终结，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争取独立的浪潮，长久而言，会把白种人赶走。丘吉尔来访时，罗斯福在讨论印度问题时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这造成了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严重的分歧。丘吉尔写道：“我反应强烈且发表了长篇大论，结果他再也未谈及此事。”

当最终目标不一致的时候，这必然影响到战略。对于美国人来说，中国是中心问题；对英国来说，核心是新加坡，其背后则是印度。对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缅甸在战略上有两种不同的视角，这种焦点不一致的问题从来没有解决掉。

美军参谋人员跟总统一样认为必须支持中国，并由于这种原因认为守住缅甸至关重要。对于英国人来说，对中国的支持是一种浪费，属于美国那种令人费解的乖常举动，但是他们必须要达成联合战略。丘吉尔同意让罗斯福主要负责“各种需要跟中国交涉的情况”。由于美国的坚持，为了强调缅甸对中国的战略关系，缅甸被从印度战区划出并划入韦维尔的东南亚战区；英军方对这种打乱常规补给渠道的做法深恶痛绝。马歇尔的对等人物、伦敦的英帝国参谋长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忿忿不平地说：“整个安排异想天开，根本不成熟。”

丘吉尔在向韦维尔解释这种安排时这样写道：“我必须让你了解美国人的看法。在他们很多人的心目中中国跟大不列颠一样高大。”美国参谋长将缅甸置于他的指挥之下，这纯粹是因为他们认为跟中国联系起来并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对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必不可少。不要忘记在这些东西的后面笼罩着亚洲团结的阴影”。他最后说：“如果让我用一个字总结自己在美国那里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