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就仰光的租借物资爆发了争执。码头上的物资堆积如山，仓库里是满满的军火，几百辆汽车排成几排悄无声息地停在那里。与此同时，由于预计日军将会对码头轰炸，码头的卸货工人已经开始逃走。中国搬运这些堆积的物资能力有限，根据常识，最能符合盟军战略意图的就是立即将这些物资用于仰光的防御；仰光对中国跟对其盟国一样重要。但是，要让以蒋介石表亲俞飞鹏将军为首的中国驻缅供应官员将这样油水很大的巨量物资拱手让给英国人，良非易事；毕竟英国人守卫这个城市的能力并不让人有信心。中国人贪图物资，但是又没有能力使用这些物资，这让西方人恼火。由于时间紧迫，焦头烂额的总督将军暗示会征用这些物资；150辆卡车和一船的军火被征用，其他堆积的物资则被美军租借物资军官扣下，直到解决了其去向问题为止。当争执之事传到重庆的时候，蒋介石显然刻意对韦维尔的不恭进行报复，提议将20挺机枪转给英军以供保卫缅甸之用。他之后拒绝见英国大使，并威胁要中止中国和英国之间的所有合作。

此事的影响波及到了阿卡迪亚会议，结果美国和英国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分歧加深了。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的英国其实并不想为中国操心。美国把中国像白头翁一样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山东问题，未能兑现的九国公约承诺，无力的史汀生原则，向日本出售废铁，跟美国的“特殊”关系，退还庚子赔款，有关战后中国成为强国的理论——所有这些都成为负担的一部分；是负罪感、监护人和幻觉合成一体。美国领导人对蒋介石可能是有意的发作立即作出反应，重新担心他会退出联盟。因为中国显然有意在最后站在战胜者一方，而如果跟日本站在一起只能一无所有，因此美国一直担心中国会跟日本单独媾和，这种担心未免有些杞人忧天的意味。不过蒋介石一直叫嚷快要顶不住了，加之担心如果中国崩溃那么日本就会把在中国的那些师腾出来，这让美国一直忧心忡忡。

日本的一系列胜利加剧了这种担心。正如马歇尔将军在给韦维尔的一封电报中焦急地指出的，日本正在发动一场大规模宣传战，想利用由于香港和马尼拉陷落而造成的西方声誉上的损失而瓦解中国的抵抗。他敦促说必须增强中国“对英美在远东的共同意图的信心”。除了打败日本，他还必须为这种共同意图下个定义。

主要由于利益方面的不同，盟国未能就抵抗日本达成统一计划，早些时候在新加坡举行的参谋会议上也未能就如何使用现有兵力或者优先防御目标等问题作出决定。重庆会议所达成的一致是，守住“对中国继续抵抗至关重要”的仰光和缅甸是“重中之重”，但是马歇尔所提及的应当增强的信心几乎马上又遭到了削弱。据高思报告说，盟军失利让中国人“深感震惊”，而公开谈及首先打败希特勒的政策则引起了“愤慨”。陆军部长史汀生对这种动向尤为担心。他认为韦维尔“为人专横有余但圆滑不足，对中国仍然用老式英国作派行事”。史汀生比其他人更加感到对中国有监护的义务。跟欧洲优先战略相比，他本来倾向于在远东发挥更大的努力，因为他认为不让日军巩固其占领地和避免让中国由于泄气而崩溃是至关重要的。

罗斯福对韦维尔事件深感不安。他担心的是，如果蒋介石政府放弃抵抗，那么整个亚洲都会倒向日本。委员长的士气在华盛顿被视为是最为微妙的一种尺度，任何影响这种士气的事情都是危险的。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爱略特（Elliott）说：“如果中国倒下了，你知道日军会腾出多少个师来——并会把这些部队用到哪里？攻取澳大利亚，攻取印度——这都是探囊取物罢了。直接向中东挺进……日军和德军会从两面夹击，并在近东的某个地方会合，完全切断俄国与外界的联系，撕开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告诉丘吉尔说，重新让委员长心情愉快非常重要，并请求丘吉尔命令韦维尔要特意安抚蒋介石。

为了确立蒋介石的正式地位，盟军邀请他担任独立的中国战区的盟军最高司令。但是由于目前尚无向中国派遣盟军的计划，因此这不啻于通知蒋介石说，他现在的作战范围只限于本国。尽管这在形式上也许让人满意，但是现实情况仍然是明摆着的：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中国人并未加入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为一种补偿，罗斯福更加想在重庆设立某种盟国间的军事委员会。

罗斯福的主导思想是让中国在战后成为一个大国，以取代日本所留下的空白。他并非不了解中国的缺点，因为他曾经向他儿子承认说，中国“仍然处于十八世纪”。这个有五亿吃苦耐劳的人民的伟大而古老的国家尽管政治上一直混乱不堪，但是中国仍然是个政治地理上的事实。罗斯福想让中国将来站在美国一边。丘吉尔在参加阿卡迪亚会议期间告诉罗斯福说，他坚信美国过高估计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可能作出的贡献，对此总统表示“强烈异议”。罗斯福质问，如果中国的“众多人口像上个世纪日本那样发展并掌握了现代武器的话”，那么会发生什么？丘吉尔回答说，他是在说现在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目前已经足以对付”。在这场对话中，丘吉尔所说的现实的顽固性和罗斯福所说的未来的阴影在这里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