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义上武装部队的人数接近三百万，分成约三百个师或其他军事单位。通常的建制是三三制，即三个团组成一个师，三个师组成一个军，三个军组成一个集团军，而且通常三个集团军组成一个战区。各师质量差别很大，其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往往在武器、装备和制服上都是配备最好的。这些部队往往有靴子和绑腿，但是中央政府的供给体系并不能惠及全体，那些普通的中国士兵只能穿着草鞋行军，睡觉时每五个人才能合用一条毯子。士兵腰带上别着两个手榴弹，脖子上挂着一条装满干大米的蓝色长袋，那是士兵作战时唯一的口粮。招募是通过抓壮丁完成的，这榨干了农村的劳动力。可以通过缴纳一百元法币或者定期缴纳大米而不必入伍。去新兵营地的途中，这些壮丁是被绳子捆在一起的。基本训练历时三周。师往往不满员，因为军饷先整个交给指挥官，这样他付给士兵的越少——当然这是有限度的——他获利的也就越大。一个师的总人数并不能代表其武装实力，因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必须帮助运输的苦力。

由于营养不良和疾病所造成的减员很大，有时一年里可以达到40%甚至更高，因此一支七千人的师每年需要新招募三千人。由于收入低，又不能经常发放，结果军官也有很多开小差的。食物定量是每人每天二十五盎司大米，此外还有些咸菜或者红辣椒；这些本是为了补充营养的，可是咸菜中的维生素已经被破坏了，而通常发放的两三年的陈大米则无论是维生素还是蛋白质都很少。每个士兵的军饷平均每月为十六到十八元，其中八到十元要作为伙食费扣掉。由于通货膨胀加剧，士兵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用剩下的钱买豆腐、油脂、青菜或者偶尔买点鱼或肉之类改善伙食。甚至上尉和少校每月145到175元的军饷也难以保证充分的营养。士兵们每天两次在一个大锅里盛饭吃，留给他们吃饭的时间只有三分钟。吃饭时狼吞虎咽，根本没有好好咀嚼，往往强壮的人吃得多，而弱小的变得更加虚弱。部队医院的病人中有60%－70%都患有因饥饿导致的水肿以及其他疾病，而饿死更是常事，特别是那些运输连队的。士兵看病时经常说：“我不觉得疼，可就是没力气。”往往在视察前夕先把重病号藏起来。在部队转移的时候，往往一路上到处都是尸体。

像痢疾之类的传染病、天花以及虱子传播的回归热和斑疹伤寒频繁发作。尽管规定必须为新兵建立除虱站，但是长官们常常省掉这个步骤，因为这需要消耗燃料，要多花时间多消耗粮食，这都是额外开销。出于同样原因，要求耕地种菜的命令也常常被违背，因为指挥官都不愿意花钱种菜，怕万一调防后只能由别的部队坐享其成了。中国最了不起的人之一、中国红十字协会的林可胜（Robert Kho-seng Lim）博士负责建立的医疗队只能勉强触及表面问题；由于政治上的压力，林博士于1943年离开。多数士兵没有卫生习惯，甚至很多文职或军官也不清楚卫生和疾病之间的关系。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挖茅坑；烧开水需要用燃料，这又是一种浪费。

部队医院人员不足，设备很差。由于缺少道路以及救护车，伤员往往用担架从战场抬出来，如果抬担架者力气不济，那么这些伤员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有的干脆就死在受伤的地方。红十字会医疗队随同各个师奔赴前线，但往往他们先要跟指挥员的无知或者抵触作斗争，因为这些指挥员往往觉得用不着急着救人；正如其中一位说的，“中国有的是人”。这种神秘的现象固然让人欣慰，但事实上，尽管人多但还是不能满足军队和农业的需求。也有些指挥官真正关心自己部队的待遇。驻宜昌前线的十八师的一个姓罗的将军发现，在四年里该师的非战斗死亡已经相当于他的整个师，于是他认为不能让那些还没有遭遇日本人就死去的士兵的父母“骂我是敌人”。他召来医疗队，慢慢地将他团里的死亡和生病率减少了60%－75%。开始时他并不知道在当地肆虐的回归热是经虱子传播的。史迪威想为那三十个师要做的就是这种类似的努力，此外还有增加食品，定时发饷以及给予武器和训练。

在重庆等完了第三天之后终于传达了指挥计划，结果证明“只是帮闲，没有实权”。史迪威被置于与其他中国指挥官同等的地位。斗争从那一刻开始了，一直到最后酿成危机。参谋部的计划似乎体现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但是蒋介石说话时就好像史迪威统辖中国远征军是已经得到认可的。史迪威依据这口头证据行事，不过他头脑中隐隐觉得这不太可靠。

在蒋介石住处为他举办的晚宴上继续进行讨论；蒋介石的住宅位于黄山，这是位于重庆以南十英里的郁郁葱葱的高山，可以俯视重庆和两个河谷。客人中除了商震和何应钦之外，还有军械署长俞大维，他有教养、善思考，毕业于哈佛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此外还有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两位是桂系将军，多年来并不是一直忠于蒋介石的。他们“寡言少语，若有所思”。白崇禧现在是负责训练的副总参谋长；作为一个没有自己军队的将军，他越来越接近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对立是一直有的。客人们都正襟危坐，说话时都压低声音，都想避开穿着靴子的特工人员从红屏风下偷窥。委员长夫妇正式进入，接着是祝酒。史迪威用汉语答谢时重复了罗斯福总统的话。

宴会后开始就战役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讨论。史迪威怀着轻蔑听完了对“蒋氏外行战术”的阐释，其精髓是“谨慎”。很明显，蒋介石把第五和第六军看成他的精锐师，对冒险让这两支部队上阵他顾虑重重，因为他担心英国人会“跑掉”。况且，他说，进行防御需要三个中国师对付一个日本师，而要展开进攻这个比例是五比一，因此，除非他明确知道日军是否有援军，否则他不愿意发起进攻。史迪威提出“让我们在他们集结之前动手”的建议被否决了。要让敌人采取主动；如果“日本人不动，那我们就可以动”。要避免集中兵力，因为这可能使几个师被一举击败，但是，假如只有一个师被消灭的话，那么其余的师还在。要保持纵深配备，这是说各师要分别相距五十英里纵向排开。这便是蒋介石的原则，跟史迪威的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