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现在处于困境之中；他要打仗，可是手下的部队不听他的指挥。“我不能毙了他们；我不能撤他们的职；跟他们谈话又没有用。”在他的推动下，蒋介石同意作战，但是蒋介石的内心并不情愿，尽管这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蒋介石现在正在收回控制权。史迪威考虑了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无所事事，静观其变”，“断然去职”，或者“偷偷溜走，要求使用我们自己的部队作战”。他去重庆去跟蒋介石挑明此事。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有可能变得“一团糟”，他让多恩对所有的情况都记录在案。

要求下级指挥官服从命令的问题并不只是史迪威才遇到的。未接受命令便后退或者未能按照命令攻取或坚守某个阵地，都是司空见惯的事，而且也符合中国传统上对战争的看法，也就是认为战争像下棋一样，是计谋的较量而不是实体上的冲突。一个指挥官自己或者自己的部队战死，这不是勇敢，是愚蠢。由于不愿意让军队冒险参战的情况非常普遍，结果在十六世纪制定了连坐法，这是一种集体问责的军法，规定任何军队未经命令擅自撤退，则所有相关指挥官均要被处决。在黄埔军校毕业生首次参战时，蒋介石也借用了这个做法，这样无论是垂直上的各单位内部还是水平上的相关单位之间，都能确保责任的归属。

对坚守阵地的指挥官给予金钱奖励，这种做法也是对整体上责任感缺失的一种弥补。但是，既然文化上未能发展这样的观念，那么在军事实践上也就不会有结果，处决也好，奖励也好都无济于事。因此总体而言，中国的军官们并不认为他们要对战斗的结果负责。传统上军事这个行当并不很受尊重。中国的理论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史迪威自己在笔记中曾经指出，中国军官“不涉及这个国家有信誉的职位”或传统上对国家负有责任。中国的指挥官不像西方那样，是体制化军队中的一员。结果忠诚往往只针对领袖而言，而不是在一个指挥等级中对上级服从。结果师级将军甚至团级上校都可以直接接受蒋介石而不是其直接上级的命令。“老虎仔”薛岳就曾经对此甚为反感，因为自己的下级常常直接接受委员长的命令而在他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调遣或者撤退，结果后来他干脆自己也违抗命令并撤退“到那些电话打不到的地方”。

在卑谬－东吁撤退之后，眉苗的气氛更加恶劣。史迪威的参谋官中的那些美国人自己并没有参战，而且到那时为止美国自己的战绩也谈不上辉煌，但他们对中国人和英国人都嗤之以鼻，而且用其中一位的话来说，随着战事的进展，他们认为“亚洲除非部署美国自己的部队，否则局势已经不可挽回”。史迪威“偷偷溜走，要求使用我们自己的部队”的说法也反映了这种愿望，不过这在中缅印战区并未实现。而眉苗的英军尽管受到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嘲弄，却公开讥笑“史迪威了不起的中国战”。尽管他们自己的帝国正在风雨飘摇，他们却老喜欢把一切都归罪为美国人不顾种种警告、由于大意而失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失去印度很可能是由此引起的。

“我是个愚人节傻瓜吗？”史迪威在四月一日于重庆评估形势时这样反问自己。麻烦的根本在于蒋介石的干预。要不是他阻止第二十二师，那么在日本人第一次包围东吁的时候就可以切断包围，可是“他已经被曼德勒迷住了，不明白守住曼德勒的唯一办法便是在东吁揍日本人”。史迪威从商震那里得知，是蒋介石本人命令退到彬马那一线的。

跟委员长会晤的时候，史迪威“发了脾气。虚张声势，直说我必须辞职。另一个解决办法是让我独立指挥一支部队。告诉他我无法对这样的指挥官启用第十航空队支援……简单地说就是，军长师长都不服从命令，而我又没有足够的权力强迫他们服从”

实际上，史迪威还是有点虚张声势，因为正如他在日记里所承认的：“我必须拉长着脸告诉蒋介石说，他的下属不听从他的命令，而实际上极有可能他们恰恰是在执行他的命令。不过说句公道话，要让他们把一两个军交给一个他们并不很信任的洋鬼子，那还是太勉为其难了。”跟很多美国人不同的是，他能够理解中国人那种根深蒂固的排外情绪。

蒋介石夫妇看上去很担心，急于纠正这种情况，在此后的几天里答应尽最大努力使史迪威有实实在在的权力。在蒋夫人建议下，蒋介石同意亲自去腊戍“跟那些孩子们说明我就是老大”。他看上去态度真诚，让人信服，还指定了罗卓英为执行官。罗要比林蔚更有办法对付杜聿明将军。罗卓英是个精力充沛、性格刚强的广东人，是在三十年代剿共的时候上来的，曾经参加淞沪抗战和长沙保卫战，在史迪威看来是个说话算数的“不好对付的人”。此外，蒋夫人能够理解西方人的看法，知道他们对中国人那种转弯抹角的做法会有何种反应。她“答应尽全力帮忙，这很不容易”。史迪威认为他取得了重大胜利。“考虑到他们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历史和经历，蒋介石实在是作出了一个很好的姿态了。”

在重庆被记者纠缠的史迪威指出，现在报纸上“到处胡说八道，为了表明这些不是胡说，我一周之内必须进入仰光。如果日本人把我赶出了缅甸，我会看上去多么像个傻瓜啊”。美国公众这时正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大标题：“中国机动部队在缅击溃日本装甲部队！”史迪威创办的《奥德堡广角》（Ord Fort Panorama）在宣布史迪威的使命时用了充满自豪又不免吹嘘的花边标题：“裕仁小心！”

4月5日，他在蒋介石夫妇陪同下回到缅甸。为了欢迎蒋介石夫妇，英军按惯例让缅甸步兵持枪吹奏风笛。蒋介石在眉苗向亚历山大保证说“史迪威将军对中国军队有绝对支配权”。次日，他又召集中国指挥官当着史迪威的面说，他们必须无条件听从史迪威的指挥，而且说“我完全有权力对中国远征军中的任何军官作出提升、撤职以及惩处。（天哪。）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里程碑”。史迪威跟蒋介石夫妇微笑着手挽手地合影供报纸发表。蒋介石还答应用古篆文刻成的说明持有者官衔的印章正式表明他的权威。文件盖上这种红印章表明了效力；没有印章，史迪威的命令只不过是建议而已。当印章一周后送来的时候已经跟先前许诺的有了显著的不同。印章的铭文是“同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援缅军总司令”，而且没有附上表明他有奖惩权的信件。第三十八师的军官在战后说，不管委员长在眉苗是怎么说的，印章中的“参谋”表明史迪威是“顾问”而非指挥官，因此他们也只能这样看待他。

然而在史迪威看来，蒋介石已经接受了必须进攻的观点，而且罗卓英和杜聿明也“对此完全赞同”。史迪威很受鼓舞，尤其是蒋夫人在离别时送他一罐果酱，还附了一封充满柔情的信，说罐子里的东西代表了人生的甘苦，并向他保证“我们都站在你后面……我们在前线的那一头……等着你的是一个男子汉的工作，可是你就是个男子汉——而且我还要说——你是怎样的男子汉啊！”蒋夫人跟西方人可是不讲含蓄的。

当时也去到眉苗的卢斯夫人采访了史迪威，两个月后她的文章发表在以史迪威照片做封面的《生活》杂志上。她问会晤是否成功。根据她的说法，史迪威是这样回答的：“是啊，是啊，是啊。委员长对包括他自己将军的所有人都直言不讳了。还有亚历山大。还有我。蒋夫人也一字不漏地作了翻译。毫不含糊。是啊，每个人都亲耳听到了他怎么说的。”他说记者们可以往回报道说局势已经完全控制。当问他“这会保持下去吗”时，他却回答：“不。不会保持下去。不可能保持下去。”但这赢得了时间，而“时间，时间，时间”——这才是他战斗的目的。“缅甸多坚守一个小时，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美国士兵便可以多赢得一个小时。”

酸醋乔成了一位公众人物。这本是记者报道的好材料，而对此记者们也真是不遗余力，把他形象地刻画成为一个样板，一个倔犟的、夸夸其谈的本色大兵，顽固、坚韧、硬实、踏实、会开玩笑、会讲中文、受士兵爱戴的严以律己的人，没有架子又带着迷人的微笑，一个美国的“中国式戈登”以及一个“乔大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