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因为里约是巴西的里约，这里贫富悬殊，而大多数人民还生活在贫穷中，整个里约的市貌也折射着这一差距。但里约在不久之前已学会了如何聪明地对待这一差距。几个世纪以来，穷人和富人把彼此的摩擦减少到最小。他们共同享受沙滩，都热衷于足球场、酒吧、桑巴舞学校和狂欢俱乐部。已经没有人能比里约人更民主、更公平了。     

里约人向来善于面对各种危险。这一点早在18世纪历史学家玛丽亚 · 费尔南达的著作《城市中的帝国》中就有所证实。里约早已习惯了在高度的紧张中生存。一到夜里，占领街道的全是身着披风、佩带匕首的“侠士”——拦路贼、暗杀者、乞丐、骗子、在逃犯——而所有的人都怀着最邪恶的念头，在街上肆无忌惮。即使是在洒满月光的夜晚，殖民地的社会秩序也一团糟糕。走私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是货物到手后，船只和牺牲的人的尸体任由潮水冲刷。这一切都在警察的默许和纵容之下。上天用另一种方式恩赐里约。米纳斯吉拉斯的金矿途经里约。这让里约顿时成为外国海盗们的消费天堂，侵略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侵略在1710年和1711年共发生了两次。在海盗并未真正来到的时候，散布谣言的人四处引起恐慌，将被人遗弃的房屋洗劫一空。天长日久之后，里约人将这一侵略的威胁当做了一种生活方式，不管这种威胁是真是假。到19、20世纪之时，他们已懂得了如何机智勇敢地应对这种威胁，这种机智让长久居身于芝加哥和纽约这样的暴力城市的市民也难免妒忌。

这种方式逐渐被用于处理外来歹徒在其他地方引起的灾难、毒品交易和暴力行为。城市里陡峭甚至于垂直的山脉，曾赋予这座城市独特的地貌特征，并成为桑巴舞者的胜地，如今被贩毒者们占领，成为他们与警察交火的场所，或者是他们内部解决矛盾纷争的地点。而居住在那里朴实的穷人们则成为他们可怜的牺牲品，如同生活在地狱中一般。每一个贫民窟都是强盗的一个要寨。与之相反，本地的强盗却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长久以来，他们中仅仅有一位跃身为一个犯罪团伙的头目，这一“成就”顿时成为当地媒体的头版头条。他曾经在自己的小寨中被逮捕，我们才发现他不过是一个衣不蔽体、浑身肥肉的家伙——想必是监狱里天天提供的比萨饼在他的腹部囤积了厚厚的一圈脂肪。有谁能够想到这样的一个家伙能够“领导”一场犯罪活动？这个角色更像“犯罪大师”莫里亚蒂教授手下的一个无名小卒——用运动衫和围巾把自己包裹起来，负责掌管现金流动、洗钱、毒品的接收和分赃，购买武器，并买通镇上那座三层小楼里的司法机关。在美国，这些琐碎的小事都将由一个共同的组织一起处理。但在巴西，每个团伙却不得不自己打理。

里约并不生产武器，也不加工可卡因，没有任何一个种植大麻的花园。但这些东西却在里约的边境贸易往来频繁，毒犯赚取钱财，用来扩充自己的军火库，用来行贿警察、律师、法官和政治家。如果哪一天他们不幸入狱，交易商们将为他们安装最安全的通讯设备。他们在监狱中一样可以享受移动电话、互联网、收音机、有线电视、报刊杂志、微波炉、空调、小酒吧，能够有“秘密私会”和其他有势力的团体的法律援助。在2002年，一个囚犯曾在一天之内见过七名为他辩护的律师。在安全舒适的环境里，他们大可在监狱中继续他们的生意，进行毒品的大宗买卖。远距离地操纵别的生意，并在监狱内做起倒卖汽车的生意来。这不得不让人相信，如果真有“有组织犯罪”的话，这也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发展起来的。里约警察的死亡率与世界最高水平持平。

几乎每天里约都会上演暴力：用最新款轿车飙车，警察与毒贩之间激烈交火，时而起火的公共汽车，在交战中被困的无辜人民。对于任何一个仅仅从电视上了解里约的人来说，这里充斥的暴力似乎永不停息。但实际情况并没有如此糟糕，大部分的交战都在边缘的山丘或者城市外的高速路上，而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仍旧太平。暴力场面，99％的里约人也只在电视上看过。不幸的是，里约发生的一切都似乎在整个国家的监视之下，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被媒体夸张地炒作一番。正如幽默家米勒 · 费尔南德斯所说：“我不怕事实本身，我只怕新闻头条。”

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糟糕。当警察到山区与毒贩们交火的时候，也许，临近地区的贫苦儿童正在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援助，学习戏剧表演。还有来自意大利的摄影师们为贝纳通拍摄最新的时装广告，更有一大车的游客正兴致勃勃地参观若其哈的贫民窟。远处海滩，人潮涌动，小贩们正挖空心思为自己的啤酒冷饮生意招揽顾客，没有人会在乎今天报纸的头条是什么。

里约具备丝毫不畏惧恐惧的成熟心态，这里的人民与生俱来就有面对危险的能力。这边警察正在追赶着零售的商贩，而180米之外的人们正一门心思地在国家图书馆查找16世纪的史料，更潇洒的人则在露天的自由市场跳起波斯瓦那舞，这样的情形常常会出现在里约的街头。2002年9月30日这天，毒品交易商们正气势汹汹地强迫伊潘尼玛的商店关闭，而在同一地点，里约诗人阿比喜在书店发布了他的力作《鲸》。在这个美妙的夜晚，有香槟和美食相伴，所有的朋友汇聚一堂，共同庆祝诗集的发表。“诗歌也是反抗的一种形式，对吗？”阿比喜满是欣喜地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