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里约的狂欢节开始成为一项经济，这种音乐的生产线直接和间接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每年从八九月开始，作曲家、作词家、歌唱家和乐器演奏家们就把“一年之中”的浪漫歌曲搁在一边，开始全身心投入到狂欢节的桑巴和马钦哈游行曲的创作中。在接下来的五个月中，唱片公司夜以继日地工作，里约的音乐家们也超乎寻常地努力，甚至每天都将就只吃虾。歌曲的秘密交易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贫穷的作曲家们没有机会接触到歌唱家，他们的大量歌曲被私底下交易了。任何东西，甚至是广告都围着狂欢节转。其他人也赚钱了——比如桑巴舞中必备的小手鼓和奎卡乐器的制造者们以及到贫民区中抓猫的孩子们（猫皮被用来制造这些乐器）。有一天，会有人写关于成千上万只为了狂欢节而牺牲的猫的故事，这种屠杀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丙烯酸纤维出现后它们才幸免于难。     

外国人就要问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三四天的派对吗？”当然不是。1960年以前的三十年中，狂欢节实际从11月就开始了。新歌渐渐占领了里约的俱乐部、街道和房子，甚至是政府部门，一位大臣哼着最新的调子并不稀奇。随着夏天的到来，通过唱片、电影，尤其是广播电台的形式，这些歌曲被传播到全国各地，这些歌开始在上千场狂欢节前的舞会中崭露头角。然后在里约的带动下，在节日的四天四夜中它们迅速地红遍全国。那时还没有电视，也没有必要——里约狂欢节的回声就能够响遍每一个地方。据说在狂欢节时，国家总统的威信还不如“莫墨斯国王”这个乐呵呵的发福的节日主持人的形象。事实正是如此，随着整个国家停止运转，没有人比总统更轻闲和无所事事了。而“莫墨斯国王”则是从体重超过127公斤的狂欢者中挑选出来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传播快乐的角色。有一些“莫墨斯国王”很多年都扮演这个角色，其中当得最久的要数内尔松 · 诺布雷了。他说从五十年代的时候，每年的狂欢节都要让他瘦掉50斤。所有的舞会他都得参加，舞会上没有空调，挤满了人，温度至少有40℃，他必须带着镀锡铁皮的皇冠，穿着天鹅绒的服装，只能不停地流汗了。

从音乐的角度，没有什么可以比里约的狂欢节更民主了。同样的马钦哈游行曲在所有的舞会上都演奏，在俱乐部、酒店、小剧院、歌剧院的节日庆典以及科巴卡巴纳宫殿。没有人愿意待在家里，如果没被邀请到哪个俱乐部的话，他们可以免费参加街道广场上举行的24小时的狂欢活动。在那里，所有人混在一起，任何旧衣裳都可以是节日服装。用一块白布像宽袍一样裹住自己，在每只耳朵后面别上一簇药草，穿上一双拖鞋，带上有细绳的马桶座圈当小竖琴，转眼间你就是古罗马暴君尼禄了。又有多少关于狂欢节的传说中有以下的情节呢？两个带着面具的男女在街道上相遇，彻夜地跳舞、亲吻和拥抱。天亮的时候充满激情地摘下面具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兄妹，更糟糕的是，可能是夫妻。别担心，这些只是例外。通常是两个素未谋面的人一见钟情，他们可以在墙旁边、海滩上或者汽车后座上亲热，身体里迸发出的是狂欢节共同的热情。

“祖母？你怎么觉得我像一位祖母呢？”前些天一个朋友生气地对我说道，“1962年狂欢节的时候我20岁。那四天中我的手臂都绕着别人的脖子跳舞。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情人。有时不只一个，因为我参加了不只一个舞会。我在市政剧院、科巴卡巴纳宫殿、马林巴木疯狂地跳舞，一共有四身打扮：印第安人、蒂罗尔的挤奶女、海盗以及女牛仔。白天的时候，我在海滩上整理思绪或者和这群人那群人到处逛。在‘老虎的呼吸’舞队里，我的腿被评为最漂亮的腿。在蒂如卡我和一位意大利的电影导演有过放纵的行为，我忘了他的名字，一些沙砾在捣乱，但也是值得的。有一个礼拜，我不记得在家里睡过觉，还抽了十管的乙醚。这样，你还称呼我‘祖母’?”

不是许多城市可以有这么多60岁以上的人还清楚地记得年轻时做过的恶作剧。正如你可能会说的那样，那是他们曾经的快乐，如今他们年岁已高，然而却依然积极和快乐。当你和这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交谈的时候，他们不会带着失落感谩骂今天年轻人的放纵主义。相反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认为，在过去，情况更糟糕（或者更好）；过去并不存在那种放纵，他们必须去发明。另外，除了疯狂之外，还有一种优雅的氛围，一种出众的风度，这不是金钱和阶级可以决定的。

里约的狂欢节是一场国际化盛会。最奢靡的舞会是在市政剧院和科巴卡巴纳宫殿，参加的人是那些咖啡一族、好莱坞明星以及欧洲和美国的百万富翁们。但是里约人并不需要富有才可以参加这些舞会并玩得尽兴。除了邀请之外，一套租来的燕尾服或礼服就足够了。燕尾服或礼服其实只有在进门时才重要，因为到凌晨三点钟的时候，黑色的领带就会被解开，夹克或衬衣会被脱掉，舞会的服装，尤其是女士服装都会变得凌乱不堪。外国名人也只是平常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