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新兴市场,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总体处于被动地位。与诸多经济议题一样,西方大国设定与操纵气候变化议题同样成为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而且与以往诸如知识产权、金融开放等议题不同的是,气候变化议题这一经济安全“纬线”,涉及中国各类重要经济安全“经线”,对中国经济安全与社会发展将产生广泛与持久的影响,气候变化议题正在成为另一把悬挂在中国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中国经济安全的“经线”主要体现在三大类产业中的主要行业。
第一产业安全“经线”集中在粮食、水、矿产资源的生产、储存、流转与消费。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稀缺与分布不均,所以相关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中国虽然物地大物博,但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普遍低于世界水准,而且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粮食、水与矿产资源需求呈现加速增长态势。自然资源的稀缺与分布不均,与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产生矛盾,因此其安全形势相当严峻。
2007年1月,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六部门发布《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将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农牧业生产、水资源供需等影响显著,而且这些影响以负面为主,某些影响具有不可逆性。该报告默认的前提就是“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暖”的命题为真。
气候变化议题的设定,为跨国垄断资本炒作粮食、资源提供了极大理论与政策支持。2007-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美国与欧盟的生物燃料计划提供炒作背景,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四大粮商”恶意投机所引发,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诸多国际重量级人士都尖锐指出,美欧生物燃料计划是不道德的,是反人类的。因此,美欧在生物燃料计划上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他们极力辩解,气候变化才是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如今,气候变化“在科学上”似乎已被证实,在国际社会已经被广泛接受,因此未来美欧生物燃料计划与国际垄断资本的炒作可能会肆无忌惮。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一度使国际粮食市场高度紧张,国际垄断资本一直伺机炒作“中国因素”,气候变化议题无疑为中国粮食安全增添新风险。
气候变化议题直接导致一些河流下游国家对上游国家的不信任乃至敌视,为水而战充斥国际舆论。亚洲80%以上主要河流的源头在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中国水资源日趋紧张,自然会加快、加大对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水资源的利用,由此很有可能增加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近一段时间以来,印度在中印边境调兵谴将,忙得不亦乐乎,就有媒体报道此举旨在向中国施加领土与水要求的压力。
气候变化议题触及第二产业安全“经线”集中在制造业的竞争力。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化与工业文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阶段,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强大的民族、强大的国家与强大的国防依赖强大的制造。
依照人类现有的发展模式,除了工业化外,城镇化与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都是以“碳”为基础的,釜底抽“碳”,发展中国家就无法发展。发达国家主导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貌似公正合理,但实际上可能妨碍穷国的发展。2008年6月,国际人权政策理事会(ICHRP)发表报告指出:“卖给其它国家的每一个碳信用额度,都代表着本国基于碳的发展的机会流失。”
煤炭资源丰富是中国能源也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为“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奠定了基础。先进技术的严重缺乏与落后工艺技术的大量存在,使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约低10个百分点,高耗能产品单位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40%。但是,中国的高碳产品并非都由中国自己消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约30%是“转移排放”,实际上为许多发达国家承担了排放压力。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富强离不开“碳”。“低碳经济”无比美妙,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中短期内难以承受“低碳”之重。因此,气候变化议题下的国际责任,很有可能成为延缓或掀翻中国这匹经济快马的“绊马索”。
气候变化议题触及第三产业安全“经线”集中于交通运输成本与金融发展机会。现代经济中,资源控制权、价格决定权与利润分配权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至关重要,而商品流通与金融业则扮演着关键角色。综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国际经济竞争的现实,商业资本驱使产业资本,而金融资本又统领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在日益开放的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在商业资本尤其是在金融资本上具有绝对优势。迄今,中国的商品零售、物流、评级会计咨询等金融中介服务越来越多地为跨国垄断资本控制,在脆弱性基础上正在酝酿体系性风险。
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国际上出现了名目众多的、专门从事碳交易的“碳基金”和公司。按现行规定,发展中国家企业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这些企业卖出的二氧化碳“减排权”主要由来自西方的“碳基金”和公司,或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使得投资于“减排权”转让的基金或公司可以从中赚取丰厚利润,每项交易差价(毛利)往往比发展中国家出售的“减排权”还要高。
气候变化及其议题直接有利于跨国垄断资本的扩张与发展。气候变化议题将世界引入一个充满急流、旋涡与险滩的水域,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还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的同时,又面临产业低碳化、经济绿化的重压,这将显著增加对保险、投资咨询、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等广泛金融需求。此外,各类金融中介服务及其标准都将面临一场新的革命,而在金融服务领域西方大国远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气候变化及其议题将为发达国家开辟极其广阔的金融服务市场,却显著增加发展中国家生产、流通与服务成本。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肯定会借助气候变化议题中衍生出的各种子议题进行金融炒作,劫掠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中国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且对西方高度依赖,因此必将面临更为不测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