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与政客们都有宽广的国际视角，于国际扬名、从世界赚钱，风险外部化，收益私人化。透视美国的金融危机，也有宏大气魄，很少有从华尔街的贪婪出发，而是从全球经济失衡着眼。认定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而此前国际经济学界早有一系列的理论铺垫，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一方——拥有巨额贸易顺差方有中国（至于日本、东亚还有中东等资源富庶国则不论），而中国的高储蓄是导致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如此便结论美国的金融危机缘于中国的高储蓄，美国似乎一下子从纵火犯变成了受害者，而中国霎时间却由受害者变成了纵火犯。

来看有板有眼的理论论证，根据两缺口模型：投资－储蓄＝进口－出口（即I－S＝M－X），当一国储蓄大于投资时，该国为净出口国；当储蓄小于投资时，该国为净进口国。据此，相关官僚与学阀推论：正是由于全球储蓄过剩压低了美国利率，才使得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不断扩大，消费者愿意花费更多的钱。虽然他们并不否认美国的低储蓄和财政赤字对本国贸易逆差的影响，但是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人士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并不是美国经济或政策导致的结果，而是全球储蓄过剩使然。因此，储蓄过剩的中国应当承担经济调整的主要责任。

“I－S＝M－X”是在一堆假设前提下，才能成立的理论，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固有的逻辑推理，其合理性早就被人怀疑。退一万步，即便该等式成立，但是得出“中国应当承担责任”的论点仍经不起推敲，难以自圆其说。

首先，在等式“I－S＝M－X”中，存在四个变量，每个变量都独立发挥作用。除了储蓄过少之外，出口过少、进口过多、投资过多等问题都可能导致一国贸易逆差的出现，如此，不能简单地推论等式左边的储蓄失衡是等式右边外贸失衡的原因。以美国为例，是储蓄缺口导致了贸易赤字，还是贸易赤字恶化了储蓄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饶舌话题，永远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此外，在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的背后，还有众多诸如政府经济政策、产业竞争力、企业投资与大众消费的意愿与能力、人口结构乃至统计方法等因素，都会对四大变量产生影响。因此，对全球失衡问题的考察显然不能简单停留在对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的分析上，而应该研究四大变量背后的驱动因素。伯南克否认美国经济或当局政策应当对美外贸失衡负责，明显是在玩弄推卸责任的障眼法、混淆视听的乌贼术。

其次，即便只研究储蓄问题，也不能得出中国的高储蓄应该为美国外贸失衡负责的结论。理由有三：一是中国的高储蓄和美国的低储蓄之间在一般逻辑上不存在因果关系。中国的高储蓄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消费心理等因素所决定的。同样，美国的低储蓄也是由美国多年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长期推行的鼓励消费的政策、美国人预防性储蓄需求较低、大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断下降等因素综合导致的。二是中国的过剩储蓄（总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差额）和美国的贸易逆差之间在时间上构不成因果关系。中国的储蓄过剩现象只在近些年比较明显，而美国的外贸逆差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仅有三年（分别是1980、1981和1991年）出现过小幅经常项目盈余，其余年份都是逆差。1992－1999年，美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从0.8%逐渐上升到3.2％。三是中国的储蓄过剩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在规模上相去甚远。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5年，中国的过剩储蓄占其GDP的7％，美国的贸易逆差也接近其GDP的7％，而中国GDP只相当于美国的20%。即使中国所有的过剩储蓄都流入了美国，也远远无法满足美国人的过度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