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弗班克是世纪末颓废精神的最完美化身，这就如他所发挥至极致的风格——以伴随着佛罗伦萨的开放式性交行为和自我放纵为特点——正是几个世纪前由王尔德（在较小程度上也包括比尔兹利）开创的运动的最极端体现。弗班克与王尔德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弗班克年轻时，与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及王尔德的儿子维维安·霍兰保持着长期友谊。他参加过贺兰21岁时的生日庆祝会，亨利·詹姆斯也参加了。（后来，据他的传记作者米丽亚姆·本克维茨说：“弗班克对霍兰在道格拉斯的一系列诉讼案失败后幸灾乐祸的态度进行了斥责。”）通过利用王尔德式的声音，这种声音也是多尼咖啡馆里闲谈时的声音，弗班克不仅得以彻底推翻英裔佛罗伦萨人自我振兴的努力，而且也颠覆了一般英国人的态度。 他所有的小说中最具佛罗伦萨风格的是《脚下的花朵》，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他租住在菲耶索莱本尼戴托·迈阿诺街道15号的莱西庄园里时完成的。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如果我去了维也纳，那么我的作品风格一定会有很大不同，因为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会产生这样的区别。这本书或许更具文采，风格更随和，但是不如我在这里写出的作品扎实稳重。”他评价自己这本小说的风格：“庸俗、愤世嫉俗而且‘不讨人喜欢’，不过当然处处也能见到一些美丽。”他认为自己的写作方式一定会让“白痴们感到不舒服，因为这样的写作方式非常大胆、诙谐而且没有人情味”。

《脚下的花朵》是一部真人真事之隐名小说并不奇怪。弗班克把小说故事的发生地设在虚构的皮瑟伽。他为那里的常客们准备了一份他偷偷对号入座后的名人单子，并把这张单子寄给了他的母亲：

“埃尔希公主”＝玛丽公主。“奇里沃特夫人”＝哈罗德·尼克逊夫人。“埃迪”＝埃文·摩根——当然“吉尔国王和歌劳瑞王后就是指国王和王后。”英国女大使的形象是以罗斯克夫人和尼克逊夫人为原型的……女记者一定是代表《太特乐》里的“伊夫”，或者是任何一个为杂志写文章的爱唠叨、爱管闲事的人物。

在西方艺术史上，可能除了《蒙娜丽莎》之外，再没有哪一个艺术形象能够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一样拥有如此多的复制品。尤其是在佛罗伦萨，他的幽灵无处不在——西尼奥列广场上有路易吉·阿里根蒂做的大理石复制品，米开朗基罗广场上有克莱门特·帕皮做的青铜复制品，更不用说城区礼品店里出售的众多熟石膏、塑料、黄铜甚至缟玛瑙复制品（一个黑色的《大卫》），其中一个礼品店的名字就叫“大卫之店”。城里的同性恋桑拿店门口还站着一尊大卫复制品，在欧洲其他许多同性恋桑拿店的门口都有这样的雕塑。在维琪奥宫殿的外面，明信片小贩们兜售你所能想象到的各种形象的大卫，既有画上了围裙的大卫，也有胯部穿上了内衣的大卫。有些明信片上他和波波里花园里的胖巴克斯并排站在一起，两人的头顶上写着“之前之后”的标题。而最无聊的是，他的生殖器被戴上卡通太阳镜，上面还写着：“哇唔！佛罗伦萨！”两年前我过生日时，我的兄弟送给我一个纸制的磁化大卫娃娃，他的装束（戴着速度计，身穿无尾礼服、紧身短背心以及短裤）与其说符合15世纪末期圣经人物或者佛罗伦萨运动型男孩子的特点，不如说更像是19世纪早期城市同性恋男子。这样的丑化行为就像马塞尔·杜尚①所做的戴着胡子的《蒙娜丽莎》一样，这与伟大艺术作品的高尚庄严的气质相违背，这种毁坏或者奚落艺术作品的方式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性。同时，他们证明了肉体的力量。佩特在提到米开朗基罗时，表达过这种肉体的力量。他写道，米开朗基罗“只喜欢卡拉拉的采石场。正午时分，那里奇怪的灰色山顶看起来有点庄严，有着夜晚的宁静气氛，有时候米开朗基罗会接连几个月徘徊于此地，直到最后这些浅灰色仿佛已经融进了他的绘画里；《大卫》头顶的花冠上还保存着少量没有雕刻的石头，它仿佛证明着自己与原产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