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佛罗伦萨》 第二部分(5)

佛罗伦萨:精致之城的往昔时光 作者:李维特


乔治·西特韦尔的仆人圭多·马斯蒂负责保护这些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当时的价值是3.2亿美元,马斯蒂所得的报酬是每天17里拉。不过他并不是一个人待在城堡里。据说,1943年,乌菲齐美术馆当时的馆长切萨雷·法索拉,为了保护他所爱的油画,曾步行穿过蒙特古弗尼的战线。更加超现实主义的是,有多达2000个难民“从远达埃姆勃利和佛罗伦迪诺城堡的地方赶来,涌进蒙特古弗尼城堡的地窖和地牢,就是因为蒙特古弗尼城堡在人们心中恢复了作为要塞的古老声誉”。当时,连续十到十四天内,那里聚集了两类人:一类人是饱受惊吓的无家可归者,他们蜷缩在黑暗的地下,这里无论如何也是相对安全的。另一类人在地面上,处境非常危险,他们是世界文明的绘画作品,他们被高高地悬挂在涂着颜色的房间和大厅里……接着,德国人来到了,占据了城堡,这些绘画作品就变成了难民。德国人住在地面上的屋子里,经常威胁要破坏这些作品,但是法索拉和圭多继续以某种方式保护他们。德国将军一走进城堡,就扬言威胁说,这些伟大的帆布画挡住了他的道,应该把他们都烧掉。此时圭多只是以一个意大利人的身份,带着他们民族特色的雄辩语气对他说:这些画不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属于整个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收藏在蒙特古弗尼城堡的作品几乎都未遭到毁坏;只有一个圆形的吉兰达约①作品例外。德国人把它当成了桌布,因此它就染上了酒、食物以及咖啡的痕迹,上面还有刀子的划痕。

埃里克·林克莱特后来在他的回忆录《艺术奇遇记》里回忆起,在德国人刚刚逃走后不久,他与BBC的战地记者温福德·沃恩·托马斯一起抵达蒙特古弗尼城堡时的情景。“一些难民一直睡在城堡里,”他写道,“……他们欣喜地觉察到了我们的兴奋情绪,回应的声音里透着活力,有几个人开始大声地打开百叶窗……沃恩·托马斯大声喊道,‘乌且罗!’”

我也立刻大喊道,“乔托!”我们静静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心里既惊讶又高兴……我们距离他们越来越近,难民们围到我们周围,骄傲地大喊……然后我突然听到了一阵喧闹声,兴奋的尖叫声,听到沃恩·托马斯口中喊着“波提切利”,就像一个山上的猎狐者在宣告猎物出现时的声音。我跑过去看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在《白桃花心木》前停了下来。

对那些居住在意大利的外国人来说,二战前备战的那几年是难熬的岁月。由于墨索里尼的上台和阿比西尼亚的入侵,意大利突然出现了不容异说与民族主义的紧张气氛。对此,小说家西贝尔·贝德福德——当时他在意大利是一个少年——有着敏锐的观察:

当他们的统治太糟糕时,他们就逃避;躲在个人关系中,家庭关系中——你既能在那里看到忍耐与勇气,也能找到无数良行义举、奉献精神以及荣誉感。在政治问题上,他们是机会主义者,爱卖弄炫耀,当应该坦诚时,他们耍小聪明,当需要回家思考时,他们花言巧语,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做到不用背叛的妥协。

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当然没有多少妥协的余地。墨索里尼引进的改革非常严厉,民族语言的词汇中不允许出现外国单词。根据阿克顿的回忆:“司机一词由原来的chauffeur换成了Autista,albergo酒店,以及意大利的一半酒店都必须以法西斯的方式重新命名,除此之外需要易名的还有各种各样表示英国的雅称,如Albions,Bristols,andBritannias……等等,还包括所有对伊甸园的称呼……”当时一个意大利语的节目“主人的声音”大肆渲染“路德维希·贝多芬”、“沃尔夫冈·莫扎特”和“弗朗兹·舒伯特”的作曲。可以想象,这些排外仇外者最容易因为佛罗伦萨的“英国茶室”和“古典英国特色”的店铺为理由,在佛罗伦萨找到目标。建筑物的墙壁上到处涂着“战争很美丽”的标语提醒人们,由于人为造成的里拉的通货膨胀,使得大龄的英国女士们的收入减半,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最初,给阿克顿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些在陶纳布奥利街上巡逻的“超级无所事事的游手好闲者”,“他们就像是商店橱窗里的商品,被搬到了人行道上去视察每个行人的脚踝。他们大声地讨论,声音大得足以让别人听到”。现在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失业者”就像他们以前热衷于钮扣孔、润发油和鞋罩一样热衷于穿黑衫党员的制服。甚至一天下午,连阿克顿的母亲霍斯顿也因护照有问题被扣留起来。阿克顿老夫人被关了三天三夜,“身上穿着一件单薄的夏裙,也没有带牙刷,周围是妓女和其他一些名声不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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