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尼西在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任职期间，以严肃甚至野蛮的风格著称。不过我们拜访过他几次，并没有发现他的这种性格特征。那个时候，他身体虚弱多病，只能负责举行数次茶会和午宴。令人惊讶的是，鉴于他自称的流亡者的形象，他在这些聚会场所所表现出来的坚决的“英国人的”品质令人印象深刻。（迈克尔·马伦告诉我们说，自1986年后，亨尼西仅仅回过伦敦三次。）无论天气多么热，他总会在聚会上备上热茶，以及精致的三明治和糕点。和大多数的意大利住宅一样，他的寓所里没有空调装置。不装空调并不是因为受意大利季节习惯的影响，主要是空调会对室内的艺术作品和家具造成损害。客人们，主要是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总是聚集在起居室里。起居室的壁炉上方悬挂着鲁蒂略·马内蒂的油画作品《圣母玛利亚与孩子和圣施洗约翰与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客人们有时也会在餐厅里聊天，在这里能够看得到西蒙·马尔戈的作品《日内瓦湖》。亨尼西爵士死后，这部作品在克里斯蒂拍卖行售得178500美元我们很难辨认出这位八十多岁的主人身上具有那些“普遍标准”所鼓吹的那种凶恶的特点。据称他经常对其在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的继任者罗伊·斯特朗发很大的脾气。有人批评他曾经宣称，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东西，而不是人。甚至有人说他是一个在玛丽·麦卡锡的严酷性面前退缩了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煽动者。（锅嫌水壶黑：五十步笑百步！）的确有一次，他的这种性格在我们面前表现了出来。我们坐在一起午餐时，他相当随意地提及到上周斯蒂芬·斯彭德爵士和他的妻子纳塔莎一起到他家做客的事情。亨尼西爵士当然知道几个月前斯彭德因我写的小说起诉我的事情。“我怀疑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同一个星期内把斯彭德和李维特依次邀请来吃午餐的人了。”他平静地哧哧笑着说。

亨尼西爵士的葬礼——和阿克顿、斯科特·蒙克利夫以及许多英裔佛罗伦萨人一样，他也皈依了天主教——在阿努兹亚塔广场上的一个小教堂里举行（但并不是在阿努兹亚塔大教堂里，阿努兹亚塔大教堂是佛罗伦萨人世代举行婚礼、洗礼以及任命仪式的地方，此地举行的仪式太引人注目）。出席的哀悼者没我们预期得多。小说家雪莉·哈泽德从那不勒斯赶过来出席了葬礼，一个星期前她的丈夫弗朗西斯·斯蒂格马勒刚刚去世。音乐评论家安德鲁·波特从伦敦乘飞机赶过来了，大都会歌剧院的欧洲绘画部总监埃弗里特·法蒂从纽约赶来。长期居住在佛罗伦萨的美国人特克拉·克拉克从拜格诺里波利开车过来，他很快就要出版一部关于她朋友奥登和切斯特·考尔曼的回忆录。一点不让人惊讶的是几个佛罗伦萨贵族的后代出席了葬礼。还有几个年轻和不那么年轻的意大利同性恋人物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他们的主要目标看起来好像就是要让这位受封了爵位的人喜欢他们。现场避免了恳切的眼光接触，人们以拖长的音调唱着圣歌，没有人说话。

后来在罗比格里奥，一个距离这个普通教堂不远的地方，虽然从这里看过去，大教堂的瓦片高高地竖着，好像就是在戴塞维街道的尽头一样令人惊讶地站立着，还是能够感受到佛罗伦萨城的辉煌。关于城市种种不好——城市的烟雾、交通、游人问题——的抱怨谈话伴随着香烟萦绕在充满着咖啡香气的气氛里，人们发出了一致的感叹：一个时代结束了！教皇死后，很快，阿克顿（2月份）以及哈斯里普（7月份）也相继去世了。

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一年不到的时间里，这个经历过一百五十年的繁荣兴衰、起起落落的著名英裔佛罗伦萨侨民圈子失去了三个标志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