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储备相当于进口8个月或者5个月的量就够了，5~8个月就够，在这个基础上所有外汇储备都是一种额外的负担。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块降下来，我觉得这是未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觉得中国的结构调整就没有成功，所以说外汇储备能不能降下来，是中国整个增长方式有没有改变的标志。

从长远来看，这是我们经济增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面临着从长期必须降低外汇储备而在短期又不得不持有美国国债的悖论。这是我们在成长中必须要付出的成本。现在，如果我们无法降低外汇储备，就来想一想如何管理外汇储备，以减少风险。当然，这是次优选择，而不是最优选择。

降低行政成本是反危机的重要决策

2009年3月，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政府自身建设存在一些问题，如公务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建设豪华楼堂馆所等。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建议，还应该加上“加快公车改革”才算完整。

降低行政成本已刻不容缓。和民意对称起来，我们每一分钱都来自人民，每一分钱都应该让人们知道是怎么用的。一方面需要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另一方面还要提高政府的效率。

嘉宾宁向东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事实上中国还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这不仅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比例上可以看出来，同时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如果政府不出面，单靠经济、靠自然的法则、规律没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是9500亿元的财政赤字，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我觉得除了降低成本，如何提高政府使用人民财富的效率和准确性也很关键。

嘉宾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我给出一个书面建议，把明显降低行政成本作为我们反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第一，要把明显降低行政成本放到应对危机成本下，我们公共支出大量明显增加，政府工作报告决定2009年有9500亿元的财政赤字。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而政府成本又居高不下，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矛盾会使得老百姓想到，公共财政大量支出的时候政府的效率会怎么样？会不会因为公共财政的支出捞取个人好处，加大行政运行的成本，所以把降低行政成本放在防危机的背景下第一有利于增加公共财政支出，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增强老百姓对于政府的公信力。

2009年是一个转型年，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资很大。人们更多地担忧政府节约只是一个噱头或者虎头蛇尾。今年打出“经济不好，政府节约”的幌子，明年经济复苏时又开始铺张。

嘉宾迟福林：在我们某些行政行为缺乏广泛、严格的社会监督情况下，到底我们的投资效率会如何？投资的效果会如何，这是大家共同担心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两方面的事情：第一，短期投资不要为中长期发展造成更大的困难；第二，执行过程中的公开性和严格监督。

类似地方政府公款旅游的事情，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也是这些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就取决于下一步整个行政体制改革，能不能达到原来大部分行政范围内的决策、监督制约，能不能使短期制约成本的问题制度化，能不能在反腐败问题上一要有力度、二要形成相应的制度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