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刘国恩：我觉得我们推出基本药物制度是非常好的理念，目标很清楚。但是操作过程的难度比较大，我个人认为条件不是很成熟的时候，如果步伐加快，可能承担的代价会大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觉得审慎一点，可能要好一些。

我们需要加强这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关于遴选标准的细化和可操作性。

第二是加强我们专家队伍的建设。比如说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专家队伍，年轻一代在哪儿？我们用药物经济学的手段来评判这些新上市的药品，我们学科的队伍建设在哪儿？

第三点就是建立一个完善共享的药品使用临床数据库。目前在全国来看，医院与医院之间或者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信息平台并没有连通，对我们医改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当然我们这次医改也特别提到了信息化的建设，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高，随着信息平台的不断加强，数据库的共享、数据库的设计，这都会促进我们基本药物制度的进一步深化，但是就目前来看，这个难度不能够低估。

在基本药物制度中有关基本药物的定价问题，一开始为政府完全定价，后来改成了指导定价，可能还会引进招标这样的措施。但实际上过去若干年的药品招标制度其实是很不成功的，很多地方药品招标，一旦中标就死掉。其实关于基本药物制度的价格，事关千万家的利益。

嘉宾刘国恩：对于基本药物的价格，政府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任何国家都需要政府监管。政府监管的部门或者相关部门还得想办法，安排什么样的政策或者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提供服务主体的积极性。这就需要我们从机制创新上下工夫。

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里，医和药是一体的，医生在提供医药服务的时候，主要的时间、劳务和技术都是通过比较客观的一些标准，在劳务补偿上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了。药品的收入占了小部分。

中国正好是反过来的，我们把医生劳务这一块管制得比较死。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医院去购买的所有材料、医生的工资、医生再教育等的费用都在不断提高。此时，医院要正常经营和发展，就需要提高医院收入。国家恰好开了政策上的口子――药品放开，医院就自然地通过卖药来获得必要的收入。

以药养医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而不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我们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探索一条机制，调动医生的积极性。

这一点在医改方案里也明确写出来了，医疗服务价格行政机制应该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探索，尤其是在地方的探索模式当中我们可能获得一些成功经验。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再逐步推广。过去我们中国的监管，就人员上看，监管力度都不比其他国家差，为什么我们出的问题还那么多呢？是因为在机制与激励上。医生和病人之间冲突比较大，就是因为医生劳务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新医改主要解决两大问题――看病贵与看病难。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推出基本药物制度、探索医疗服务价格行政机制、“医保付大头，个人付小头”等都是解决看病贵问题。但是，解决了“看病贵”问题，如果资源不够充足，可能会加剧“看病难”问题。2009年，陕西神木县打出 “全民免费医疗”的牌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及时搭上这辆顺风车。一旦医疗服务成为公共产品，人们往往会一哄而上争夺公共资源，甚至出现“占座”现象，这一方面导致公共资源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又浪费了公共资源。提高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也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