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们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现在，共同贫困这个残酷的字眼已经与中国绝缘，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蓝图。

富有与贫穷的巨大差距像一个巨大的鸿沟，刺眼地显示着中国在发展中隐藏着的伤疤。

根据2009年年初农业部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4761元，二者相差近4倍，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在消费支出方面，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661元，城镇居民该项支出则为11243元。

嘉宾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的贫富差距应该分三段，第一段，中国贫富差距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

过去是绝对过剩，现在是相对过剩，这两个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增加财富，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GDP由30年前的3600多亿元到现在超过30万亿元，财政收入由过去1132亿元人民币，到现在6万多亿元人民币。财富的增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现在就要思考我们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

现在贫富差距确实过大，财富往一端启动，可能付出的代价很高，GDP每年的财富分配中分享的份额很少。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过去资本严重短缺与劳动力过剩，所以各种政策都向资本所有者倾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劳资双方的所得就出现了失衡，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高。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从资本相对短缺到现在资本相对过剩，可以说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贫富分化不仅导致了社会大众和精英之间的裂痕，导致结构层面的“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与行动层面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还终将带来社会断裂，经济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嘉宾郑功成：财富分化的差距首先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不同社会阶层，贫富之间往两极走，并且产生对抗，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国家很多社会矛盾甚至社会问题都是因为全体国民不能够合理地分享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影响我们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也影响到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说20年前我们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鼓励财富的创造，它带来了财富的增加，那么现在如果不强调合理地分配它就会进一步影响财富的继续增长。打个比方，我们现在财富很多，我们对外贸易程度都很高，但内需拉动不足，消费能力有限。

然而，城乡差距仅仅是巨大贫富差异的冰山一角。前不久，有专家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实际上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甚至比城乡之间更严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收入不平等的日益加剧？

有人批判改革带来了贫富分化。与其把罪责归咎到改革，不如说是市场失灵的错。市场经济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黄金砝码，如效率和公平，但不符合共同富裕的共同要求。如果一味坚持市场经济，必然会形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嘉宾郑功成：市场行为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就像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前不久华尔街用着政府救市的资金，还给高管发2亿美元的奖金。单纯从市场来讲好像是合理的，董事会决定的，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人民包括奥巴马都说这是很卑鄙无耻的行为，所以市场的分配不可能保证公平，它只有利于强势方。

市场解决的效率问题这是我们遵从的，它是一个优势，但是它不能解决公平问题，不能解决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况且在我们国家，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全成熟，我们的初次分配突破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还有一些（非收入）分配并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分配。这些分配的不公和失范的现象，实际上对财富的分配格局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这是绝大部分老百姓都不能认同的东西。

除病要除根，初次分配格局的扭曲是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病因所在。一方面，在初次分配格局中最受争议的就是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比例，平均不到10%，发达国家则达到50%左右。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价格在市场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这一局面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这些年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而且这个趋势好像每年还在下降，这只能说明，劳动力的价格或者劳动力的分配在整个市场分配过程中的权重在下降。

嘉宾郑功成：财富创造出来以后，国家税收拿一部分，现在拿得越来越多，企业的投资所得并没有下降，所以劳动所得就越来越少。那么，如果劳动所得比重提高，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就会得到有效的抑制。一般来讲，在发达国家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里面所占的比重起码在55%以上，我们现在不到40%。按照2008年GDP30万亿元粗略估算，差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就是3万亿元。如果给我们涨3万亿元的工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境遇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邓小平同志曾说，如果改革改出了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改革就算失败了。今天，我们的社会基尼系数达到了0?46，属于严重贫富分化。我们无法对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裂痕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