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挨了我一记耳光以后，他不再试图用身体侵袭我。他说他会耐心地等上几年，等我长大成人，等我主动向他示好，我对他的说法不置一词。

有一天，他说：“上次都是我的错，我真的很抱歉。”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没什么，反正都过去了。”我反复提醒他，他的眼泪并没有打动我，看他那副德性，反而让我心生厌恶。要是力气足够大，我甚至想把他一脚踢开，不过，考虑到我很孤独，我更需要他的陪伴，后者占了上风。

是的，我很孤独，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是尼尔给了我足够的关注。我们可以长时间散步，谈论一切事情，比如，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教会学校的那些修女多么可恶；他甚至还教给我怎样和女人接吻，当然，我似乎对此兴趣不大。

当我坐在学校教室里的时候，我的身边全是那些言语和行为相当正常的孩子，可我和他们却格格不入，这终归让人头痛。我所想到的，就是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我要么去看电影，要么找布克曼·尼尔聊天，诸如此类。我怎么可能硬着头皮坐在这里，听话地把一只蝴蝶的翅膀固定到一个实验盘上，或者绞尽脑汁，去背诵那些怪模怪样的介词短语呢？

除了纳塔莉和霍普，尼尔是唯一关心我的人。就连我妈妈也没给过我足够的关心，除非我为她双手捧起打字机长长的墨带，免得它拖到地上，或者站在电唱机旁边，因为她需要我把唱针放回一首歌曲的起始位置。除此以外，我对她毫无用处可言。

我爸爸呢？这个吝啬鬼，他甚至不接我打给他的受话人付费电话。

当我将窗台的一块油漆揭下来的时候，我看见一辆不熟悉的小货车停在门前。发动机熄灭了，没有人走下去。我观察了几分钟，直到副驾驶座位上的车窗玻璃落下来，一个粉红色的氢气球飘出来，徐徐地升到半空中。我很好奇：他是从哪里弄到的氢气球？这种气球他是不是还有好多？

芬奇大夫摁响了我们家的门铃。

我妈妈把我喊到了楼下。芬奇大夫握住我的手：“你有很强的独立精神，年轻人。”

妈妈说：“他当然独立了。”他问我。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什么？”

他清了清喉咙，两只手搓了搓。“我们要驾车做一次小小的旅行。我们必须从一位朋友那里拿来一点儿东西，来完成我们的计划。我们可以在车里谈谈我们的计划。”

我妈妈眼睛一直盯着她的打字机，似乎打字机正在拼命地召唤她。我知道，哪怕同打字机分开几分钟，都让她十分难受。

“你需要和我们一起去。”大夫说。

我妈妈看上去很吃惊，张了张嘴巴，没有说出话来，仿佛她被诊断患了一种疾病，而这种疾病足以使她迅速失语。她踌躇了一下，终于开口说：“好吧，不过，我得去拿我的包。”

芬奇大夫开车，我妈妈坐在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而我坐在后座上。我的脑袋靠着车窗，隐隐地为我的承诺感到忧虑。天晓得大夫要怎样对待我，处理好我的事情？我们刚刚离开阿默斯特，驶上高速公路，我妈妈就打开她的坤包，寻找什么东西。

她把一些打印纸张拿出来，摊到膝盖上。她咳嗽了几声，对大夫说：“你想听一听我最近创作的新诗吗？”

芬奇大夫说：“那当然，戴尔德拉，要是你愿意读的话。”

“我可以吸烟吗？”我妈妈把一只摩尔烟夹在嘴唇之间，拿起打火机，准备打火。

“随便。”

“谢谢！”她的语调近乎轻浮。

在随后的半个钟头力，我被迫聆听了一次强行兜售的诗歌。她阅读时嗓音流畅，标准的南方口音，字眼清晰，情绪激昂。我知道她一定希望有个麦克风，系在她的衣服领子上，或者有一部照相机，锁定她的面部表情。

我不禁感到愤懑，这辆车原本要送我到精神病院，我妈妈却把它当成了文人聚集的格林威治咖啡馆，人们聚集在那里，听她滔滔不绝地进行诗歌朗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