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表面的层次上，我似乎很理智。在一般人看来，我可能显得完全理解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我同意医院进行尸体解剖。我安排了火化。我安排了取出他的骨灰，将其送到圣约翰大教堂。一旦金塔娜苏醒过来，身体好转到能够出席仪式，骨灰就会被安放在主祭坛旁边的灵堂。我和弟弟已经将我母亲的骨灰放在那里了。我安排人将她灵牌上的名字磨掉，然后重新刻上她和约翰的名字。最后，在3月23日，他去世之后将近三个月，我目睹他的骨灰被安放进墙里，目睹灵牌被换掉，目睹葬礼的举行。

为了约翰，我们播放了格里高利圣歌。

金塔娜要求圣歌用拉丁文咏唱。约翰也会这么要求的。

我们请人奏响了哀乐。

我们请了一个天主教牧师，一个圣公会牧师。

加尔文·特里灵致了悼词，戴维·霍伯斯塔姆致了悼词，金塔娜最好的朋友苏珊·特雷勒致了悼词。苏珊娜·摩尔朗诵了诗歌《伊斯特库克》 East Coker，美国诗人艾略特的诗作。的节选，就是“只有在虚文矫饰/或者言不由衷的时候/人们才需要用上华丽的词藻”那一段。尼克朗诵了克特勒斯的《吊兄长墓》。金塔娜依然很孱弱，但声音坚定，穿着一袭黑色长裙，在这个她八个月前结婚的教堂中，站着朗诵了一首她写给她父亲的诗。

我完成了葬礼。我承认他已经死了。我尽自己所能，公开地完成了这件事。

然而我脑海中对此仍有所怀疑。在春末夏初的一次晚宴上，我碰到一个杰出的学院派神学家。餐桌上，有人提出了关于信仰的问题。我对此强烈否定，我的反应强烈得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太过了，但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后来我才明白我当时立即出现的想法：但我做了仪式。但全都做了。我在圣约翰大教堂办了葬礼，我请人用拉丁文唱了圣歌，我请了天主教牧师和圣公会牧师，我朗诵了“在你眼中，过去一千年只跟昨天一样”，我念出了“天使将会带领你进入天堂”。

但这依然没能将他带回来。

那几个月间，“将他带回来”是我暗中努力想做到的事情，而这终究是一种虚幻的愿望。等到夏季将尽，我开始明白自己的想法了。只不过“明白自己的想法”并不能让我处理掉他可能会需要的衣服。

自童年起，人们就一直教导我，碰到麻烦的时候，去看书、学习，把麻烦找出来，去看看书中是怎么说的。要找的主题已经确定了。悲哀是最为常见的痛苦，但关于它的文献少得可怜。有一本叫《遣悲怀》A Grief Observed，爱尔兰作家克莱夫·斯特普斯·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的作品。的书，是克莱夫·斯特普斯·刘易斯在他妻子去世之后写的。还有一两本小说偶尔也能见到相关的段落。例如，托马斯·曼的《魔山》就描述了黑曼·卡斯托普的丧妻之痛：“他的精神出问题了；他的内心坍缩了；他头脑麻木，做生意折了本，致使卡斯托普父子公司损失惨重；而第二年春天，他在寒风凛冽的栈桥上视察仓库，染上了肺炎。心魂俱碎的他承受不了这疾病，虽然得到海德金德大夫的悉心治疗，还是没过五天就死了。”在古典芭蕾舞剧中，往往有这样的时刻：某对恋人，女的行将香消玉殒，男的试图将其挽留人间，此时蓝色的灯光亮起，白色的裙子飘动，他们会跳起预兆到死亡终究会来临的双人舞：影子之舞。还有一些诗歌，实际上是很多诗歌。有那么一两天，我反复念诵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的《被遗弃的人鱼》：

孩子的声音本应

（再呼唤一次）动摇母亲的心旌

孩子的声音痛苦而悲哀

她肯定将会归来

有好几天我反复念诵奥登 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美国诗人。的诗，剧本《攀登F6高峰》中的《悼亡诗》：

停止时钟的转动，拔掉电话的线路

让狗儿别吠叫，用一块美味的肉骨

不再弹奏钢琴，也已没有鼓声

将灵柩带出来，请来致哀的人

在我看来，这些诗歌和影子之舞最为贴切。

除了这些对悲哀的痛楚和暴烈的抽象描述，还有一些通俗读物，一些如何对付这种症状的指南，有的“具备实用价值”，有的“富有启发性”，但它们全都毫无用处。（别喝太多酒，别用保险赔偿金来重新装饰卧室，加入一个互助团体。）然后还有专业文献，弗洛伊德和梅兰妮·克莱因之后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所做的研究。很快，我发现自己转而求助于此类著述。我从中看到很多我业已了解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让我心安理得，证明正在发生的情况并非是我想象出来的。例如，从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1984年编辑的《丧亲的反应、后果及其照料》这本书中，我得知人们对亲友死亡的即时反应通常是震惊、麻木和难以置信：“主观上，活着的人可能会觉得他们被裹在椰壳或者毛毯之中；在别人眼里，他们也许能够节哀顺变。因为死亡这一事实尚未进入到他们的意识，活着的人可能会显得完全能够接受这种丧亲之痛。”

所以，在这里，“非常冷静的人”的效应就出现了。

我继续看。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哈佛丧亲儿童研究所的威廉·瓦登让我得知，人们曾观察到海豚在丧偶之后拒绝进食。人们观察到，野鹅在丧偶之后会不停地飞翔，不停地哀鸣，不停地寻觅，直到它们本身失去方向感，迷失了道路。我看到人类也显示出同样的反应模式，而这我早已知道。他们寻觅。他们绝食。他们忘记呼吸。他们因为缺氧而晕倒，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阻塞了静脉窦，他们往往带着难治的耳部感染疾病去看耳科门诊。他们无法集中注意力。“我隔了一年才能看报纸的标题。”有个三年前丧夫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丧失了所有层次的认知能力。和黑曼·卡斯托普一样，他们也在生意上折了本，蒙受惨重的财务损失。他们忘记自己的电话号码，到了机场却没有带有效的身份证件。他们生病，他们卧床不起，他们甚至，也跟黑曼·卡斯托普一样，撒手人寰。

一篇又一篇的研究报告都记录了这“导致死亡”的一面。

我开始在每天早上去中央公园散步的时候带上身份证，以免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在沐浴的时候，如果电话响起，我再也不会去接，以免在地砖上摔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