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电击除颤手术是在2003年4月。这一次进行了两次电击。我记得有个医生解释为什么手术需要进行麻醉。“因为否则的话，他们会从手术台上跳起来。”他说。2003年12月30日，医院的急救人员在客厅地板上使用除颤仪时，出现了一声突然的跳动。它是一次心跳吗？或者只是电流而已？

他去世当晚，或者前一个晚上，我们从贝斯·以色列北院坐出租车回家。在车中，他说了几件事，第一次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心情很压抑，一种每个作家在生活中总会碰到的压抑。

他说，他做过的一切事情全都毫无价值。

我依然试图将它当作胡话。

这也许不正常，我心里想，但我们刚刚离开金塔娜，我们的处境也不正常。

他说那本小说毫无价值。

这也许不正常，我心里想，但一个父亲眼见自己的孩子饱受折磨却爱莫能助，这种处境也不正常。

他说他刚登在《纽约书评》杂志上的文章，一篇评论加芬·兰巴特撰写的纳塔丽·伍德传记的文章，也毫无价值。

这也许不正常，可是过去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在纽约干什么。“我干吗要浪费时间去写一篇关于纳塔丽·伍德的文章呢。”他说。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带着疑问的口气。

“你当时说到夏威夷是对的。”他当时说。

也许他指的是前一两天我说等金塔娜好转之后（这是我们对“如果她能活下去”的委婉说法），我们可以去凯露亚海滩租一座房子，在那边她的身体会康复过来。也许他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我打算在檀香山买房子的想法是对的。在那个时候，我情愿认为他说的是前者，但他用了“当时”这个词，指的显然是后者。这些话，是他在一辆从贝斯·以色列北院开向我们的公寓的出租车上说的。至于说这些话的时间，要么是在他去世前的三个小时，要么是在他去世前的二十七个小时，我试图弄清楚，却已经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