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方研究所，研究的是两河和埃及，使我对于犹太教、基督教两个传统的源头有所了解。我在社会学里的功课尤其集中在中古晚期的欧洲城市，让我理解到中古转变到现在的过程，以及欧洲那个时候的城乡关系，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教会和社会的关系，这些学习帮助我理解到，转换现代最主要的关口——启蒙运动，究竟意义何在。反过来，对我治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我的博士论文是写《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动》。《左传》里的人物，找出每个人来龙去脉，对年代、家世、战争作统计。博士论文答辩是芝加哥大学的特色。那时候我们答辩要在校门口布告栏公布出来，任何人可以去考你，这是欧洲的规矩。

我在抗战时期的生活，帮助我理解中国，而且奠定了我对农村、内地的一些直接印象的理解。我在辅仁中学的教育，补足了我本来就缺少的东西，打了起码的基础。在台大七年的日子使我走向了历史研究，尤其是因为有几个老师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我可以有所选择也可以有所调和。老师们对我的教导，对我的爱护，给了我方向，我终身感激。

我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住在医院里，参加民权运动，使我对于美国的民间、一般人的信仰、现代文化的基础、文化的羁绊如何转变为日常生活里的行为和规范，有了一些观察。这种观察是一般书上看不见的。这是我一生中的机缘巧合，看见一般留学生涯纯粹在课堂、图书馆没有的东西。

门外的世界

我想，留学是很重要的，因为给你开了门户，让你理解外面一个世界，另外一种文化，也让你接触另外一种思考方式，最重要的就是突破中国中心论。但是，也要看你在哪里留学，学的学科是什么。如果纯粹是去跟他们学汉学，或者是跟China Watcher——观察中国者当助理，替他们找中国材料，这样的学习，看不见世界的另外一面，只能见到你知道的一面，吸收不到新的东西。如果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到学位，纯粹写老师交代的文章，也没意思。我们看国内很多人到英国去，一年就读了学位，观察中国者只要取得你的资料，不在乎给你学位。学完，除了名片上多个名号，实际上没有得到东西。

我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因为考古是和人类学系一块，要读若干理论，比如凌纯声先生、李济之先生写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我读一些已翻译成中文或者英文的法国古典的民族学著作。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图书馆有一套史密森博物馆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调查报告，共四五十本。写学科研究报告的时候，我也挑了题目，比如婚姻制度、男女的相对关系。为了写几篇读书报告，我把印第安人基本的情况，不能说摸得很彻底，大概摸了一遍，所以这跟一般历史系纯粹读中文古书又不一样。

到了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基本上是考古研究所，做的工作是直接到地点去发掘。我们东方研究博物馆等于是一个考古博物馆，有许多重要的文物。有一头石刻的牛，比一般的房子还高，厚度比桌子还厚，这是一个浮雕，切割成一块块带回来，重新拼凑。还有二十来具木乃伊。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河和埃及已经是很丰富的考古源地。更往回追溯，拿破仑的时代，已经兴起了埃及学，欧洲有很长的埃及学的传统，美国晚起，后来赶上，所以在埃及河沿有工作站。在20世纪初，美国刚刚兴盛的时候，就有学者开始在埃及工作。在二战以后，德国一批研究两河和埃及的犹太学者搬到那儿去，因为希特勒把他们赶出来了。他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编一本《楔形文字大字典》，这个工作编到现在，三代的学者参与，刚刚才完成了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