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坐本身是有用。我也静坐，我的静坐功夫不是外界教我的，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呼吸，我可以脑子一片空白，一般初学打坐的人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在芝加哥开刀的时候，自己学出来的一道功夫。这说来话长，有个新西兰人在芝加哥教体育理论，他要研究一个人脑波显示跟行动的关系，就找我，因为我是病人。我一辈子不能跳，不能跑，他要看我脑子想的跳和跑，脑波显示是什么样。说出来容易做出来难，没有可以观察的底线，怎么做？我们俩就一直在搞这个底线，搞到后来是用慢板的音乐，排除脑中的杂念。最慢拍子的音乐是《圣母颂》。我们先由《圣母颂》开始，再减到打拍子：哒哒哒。然后简化到“天下太平”四个字：哒哒哒哒。只要我一想到“天下太平”四个字，呼吸自然就静止，脑中就空了。这一套是打坐的人做不到的。等我的脑中到了底线，他再衡量我的空想跑跳动作的曲线。我和打坐的人讨论这个问题，也和医学界的人讨论这个问题：脑子静空半小时绝对是好事情。你的所有思维排空，脑子可得到休息。至于丹田呼吸，那是腹部用横膈膜鼓气，是帮助小肠蠕动，能帮助排便。脑子静空半小时，肚子蠕动半小时，排便顺畅，脏东西出得快，身体越来越好，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曼丽是我的救星

三十二岁到四十岁之间，我在台湾很辛苦，经历惊涛骇浪。我母亲常常不放心，觉得我在外面会一下失踪掉。那个时候特务不得了，无所不在，拆我的信，跟踪我，我到殷海光家，我跟曼丽交往，他们都盯着。

在台大，人家都看得出钱思亮校长是在培养我。钱校长是聪明能干的人，用心教导我，让我在不同的委员会历练。基本上，台湾的大小事情我都摸出来了。有一次他跟我讲：“你是不错，我们都欣赏你，喜欢你。但开会时，你要记住一点，你别一开口就把结论讲出来了，三个钟头绕完了绕回来还是一个结论，没有人喜欢你。等人家讲完一半，众说纷纭，然后你把结论理清头绪，每人都佩服你。”这一教诲，我谨记在心。

当然，有些同事的心里不服。王世杰、李济之、沈刚伯几位长辈也明白，枪打出头鸟，乃是人之常情。嫉妒不但是因为位置，我平常做事太直率，被人家说成是异类了。

由于我常被上司派遣，参与国际学术合作事务，外国朋友不免视我为同等的工作伙伴。这些人物，大多年辈较高。在国际场合，他们也会与我平等起坐。在别人眼里，尤其在同辈的中外学者眼里，不免以为我是过分僭越。有些年岁较长的学人，更是心有不平。这一类的事，今天都已过去，但在当年，却可以引发风波。总之，我的师长们好意栽培，我却必须承受“揠苗助长”的后果。往事如烟，今天不必再提。只是，我当时的日子，其实不好过。

我是酒肉不来，麻将不来，闲谈不来，别人以为高傲，其实是我不喜欢这些东西，我不会喝酒，不喜欢应酬吃饭，我的手怎么搓麻将？我办院里、系里的事，两边够忙了，白天办那些事情，晚上要看书。时间根本不够用，哪来时间应酬？

我的薪水在史语所拿，台大是兼任，这叫合聘制，当时合聘制者只有李济之等人，年纪轻的就只有我一个。在史语所里，李济之先生非常器重我，但是得罪了屈万里，他本来是李先生的副手，那时候没有副所长，李先生托他办事，我一回去，李先生就让我办事了，他一直心有不爽。后来我出国，屈万里接任所长以后，名里暗里，常有令李济之先生不舒服的动作。总之，那几年内，我的情形，外面风光，内里有苦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