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才跟孙曼丽交朋友。曼丽比我小十二岁，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我的学生，当时我们还没有交往。和曼丽谈恋爱以后，我的日子有了希望。本来我母亲非常担心我，但是我认识曼丽以后，有伴儿，我母亲放了心。1968年以后，我就有了这么一个守护天使。

1942年，曼丽在山东出生，那时候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三角战争，我岳父孙文光站在国民党这一边，所以抗战胜利以后打内战，共产党占领了威海，他在青岛就跟着国军撤出去。曼丽跟她的妈妈、哥哥、弟弟都留在家乡，一直等到1952年才从威海坐火车到上海，再由上海坐火车到香港。香港的很多警察都是威海卫人，帮助她们从铁丝网下面爬过去，再从香港到台湾找到我岳父。她的祖母，在他们逃走后就被害死了。

曼丽在高雄读女中时和孙康宜是同学。后来，她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我教过她上古史的课，当时班里有三十来个人，也没有特别跟她来往，但是我晓得她是班上很能干的学生，她不是死读书的人，读书很宽，对文学的兴趣大于历史。毕业之后，曼丽教过一年书，又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工作两年。

我伤残，可我不是自卑之人，所以我坦荡荡地在大学照样交女朋友，但是到了最后一道关口，必定过不去，有的是自己的感情不够，有的是对方家长不通过。我跟曼丽谈恋爱以前，至少有两次相当深入的恋爱，不太深的交往也有两三回，每回都是无果而终。我心里并不在乎，但还是有疙瘩。曼丽是我学生，但我不让自己逾越师生关系。因此，我对自己的学生，画了一条界限。她当时已经订了婚，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她跟未婚夫发生了问题，才发现彼此其实并不了解。她写信问我怎么解决，学生在学习上、生活上请教老师，这是常事。这么一谈，忽然发现我跟她之间，凡事都谈得拢，从哈佛回去，我们就来往了。她的父亲反对，但她不在乎，她说：“我喜欢，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好手好脚的人要撞了车怎么办？”她很坚定，性格开朗，是醇厚高洁的人，所以她能突破这些困难。这也是我的幸运，因为伤残本身竟是预设的过滤网；如果没有伤残，有些人可能不会从我的性格了解我。我这个伤残的过滤，让她选了我的性格和内心，她跟她父亲讲：“再苦，我愿意。”

1969年2月9日，我们结婚。

我们儿子只有八个月大就到美国来了。我太太对我非常重要。在美国，我不会开车，她开车送我，她一个人独担我所有的事务，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她带孩子、扫雪、剪草，一切都包下来，她无怨言。我们大小问题也商量，思想问题可以讨论，带孩子的方针可以讨论，对朋友的选择彼此尊重，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她懂得我这个人，懂得我的脾性，懂得哪些人我不喜欢，哪些事情我不愿意做。她从来不在乎我的生活起居宽裕不宽裕，穷过穷日子，宽裕不浪费。母亲和她是我一辈子最大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