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在1970年代，杨振宁和何炳棣等人从美国回到中国访问时的一些言论，我深感困惑。许先生说：“杨振宁我能解释，何炳棣我也能解释。杨振宁是年纪小就离开故乡，后来的所见所闻影响他。他学的是很具体的东西，不易介入人性。物理、数学不能成为人性的学问，那是专门的知识，没办法转化成人性。所以，他以眷念故国作为他的依靠。可他是非常善良的人。他回中国来了，知道被欺骗。起先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杨先生是很单纯的爱国主义。何炳棣有一种依附的意思，何先生自认学问是当今第一，到九十岁了还不能免除这一番自豪自傲。他有他的贡献，因此他认为自己的文章是天下第一，他老师雷海宗是天下第一。他往左靠，人倒是不来‘中央研究院’开会了。后来发现北京和台北有和好的可能，他又转弯了，开始回南港来了。他对隔一代的人很宽厚，特别是威胁不到他的人。”

我谈起2007年到美国访问老一辈华人学者时，听说了许多人在美国受洋人气的故事，而一些外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也闹了不少笑话。许先生接话：“不过，也不能轻视老一辈研究汉学的美国学者，像史华慈，他超过中国人的研究很多很多。”我说：“我到波士顿访问林同奇先生，他就对史华慈迷得不得了。张灏先生则说自己是‘殷门余孽，班门弄斧’——‘殷’是殷海光，‘班’是‘班老师’史华慈。”许先生笑道：“班老师确实是学问大！”

观察大陆学界的情况，我提到一个学术上“隔代遗传”的问题：大陆上与许先生同一代的学人，最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没有机会在最有创造力的时光潜心学问，殊为可惜！比许先生前一代的学人，在五四时代到抗战前成长，不少人国学根底深厚，又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而比许先生晚一代的学人，则有幸在改革开放后读大学，许多人又有机会到海外访问进修。因而，1980年代成长的学人，常常跳过上一代，直接继承了1930年代的学术传统。许先生说：“这个断层很可惜。大陆跟我同辈的人，身受的苦处，我们为之同情，我们也为之悲痛，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受过这个折磨，不是肉体的折磨，是心智的折磨。他们的遭遇太可怜了，承受多少压力，多少苦难，我不忍再说什么了。所以，现在三四十岁的人才极其珍贵，中国不会没人，因为中国的人以统计数字来说是很大的，一定有大量人才出现。你们这一代很努力，台湾跟你们同辈的人没有你们努力，台湾六七十岁的人曾经跟你们一样努力。两边如果合在一起，可以互补，中间的断层慢慢修补，但是时间不够了，像我们这些七十多岁的人都快离开了。”

我说：“有时候，苦难是可以产生哲学家、思想家的。”许先生说：“折断的树枝太多了。在大陆，大家常常称赞顾准，他们说顾准是一个非常渊博的人，我看他不太渊博。顾准对希腊研究也不太透彻。但是我们不能苛求，要怜悯。我常常跟美国的朋友讲，你不要怪大陆的学者那么没骨头，易地而处，我做得可能比他们更差，所以，要有怜悯之心。”

在抗战时代，许先生从地理书刊中逐渐知道中国边疆上外人屡次侵略的路线，以及中国人抵御的方式。他常玩一个“游戏”：在中国的北方边疆地图上，一次次设计纸上作业，在那些地方抵御苏联的侵略。他也曾有野心，梦想今生能够派遣一支舰队开到泰晤士河口，要求英王出来道歉。我问许先生：“您到了五十岁，为何理解到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许先生说：“国家作为一个政体，假如这是一个机器，到了不同的人手里就会有不同的情形。到了一些错误使用国家机器的人手里，国家就变质了，牺牲了人民，也牺牲了国家存在的目的。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说，一个国家本身作为被忠爱的对象，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