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世界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百年来连绵不断，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许先生说：“我们这一代我能理解。因为我们这一代在战争中长大，看见过日本人打中国人种种的事情，我们看见过战争里产生许多的灾害，许多的悲剧，惊心动魄，刻骨铭心。日本人一个炸弹丢下来，毁掉半个城，中国人逃难路上身体衰了就倒毙，旁人走过都没有时间埋葬。我们这一代的爱国情绪是很自然的。但到我五十岁以后，警觉到不能盲目地爱，套用白桦的话：‘你们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们吗？’许多老百姓，他为国家做了多少牺牲，国家为他做了什么？毛泽东说中国人站起来了。这句话是反映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理，但到后来，在这种前提下，牺牲了多少人？我不能随便爱。所以，最后我是爱全人类，我尊敬每个个人。不同的国有不同的定义，从部落国到联邦国，是不同的国。国对老百姓的关系，有不同的方式。国的疆域，每个时代、每个民族有不同的边界。你不能拿国作为一个永远神圣的东西。”

我问：“美国的爱国主义情绪有那么高涨吗？”许先生说：“有。美国人的爱国情绪，等于一种宗教的情绪，说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完美的，是人类最后达到的最高境界。所以，要爱惜这个东西。还有，美国是移民的国家，移民丢弃了一些他觉得不好的东西，寻找他认为好的地方。在寻找以后，他才会珍惜，会护卫这个国家。”

我又问：“美国制度真的如他们想的那么完美吗？”许先生说：“不是。这是美国的一些知识程度比较差的人，将宗教信仰和政体之间画了等号。像这次总统选举，麦凯恩就是将爱国主义打出来，结果得到很少的票。奥巴马将人的自主权打出来，将社会公义和公道打出来，他得的票就很高。所以，将来美国的路线逐渐会走向社会福利国家的方向。国家的角色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对外求光荣。麦凯恩对外求光荣，是帝国主义的做法。”

我笑道：“这次总统选举您投票了吗？”许先生说：“我走以前就去投了，我预先将选票封在信封里，寄到那里保存起来，到开票的时候一起开。在美国，制度如此。”

我说：“来南京看您的临行那天，我打电话给余英时先生，他正在看总统选举的电视，我问他投给谁了，他说投给奥巴马。您也是吗？”“当然是。麦凯恩是帝国主义！”

我脱口而出一个天真的想法：“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能不能找到一种对未来有启示的制度？”许先生说：“将来会变成什么模式，不知道，但将来一定会变。我们下一代严肃的任务，就是大家要想：怎么才是人类居住在一起的最好的合作方式？不能教条主义，也不能心里有一成不变的理想。”

教徒当如王小波

许先生常说自己一辈子幸运。出生时手脚是弯的，成长后肌肉不发达，需借助双拐行走，这固然是天生的不幸。然而，身体因素使他的求学经历异于常人，在辅仁中学、台湾大学、芝加哥大学，受到师辈无微不至的照顾。如今许先生年近八十，依然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大陆奔波，最重要的缘故是回报师辈们的恩泽：“我肝胆涂地，尽量地做事，就是不要辜负斯人！”

我曾经向许先生提过，他写的悼念文章可以集成一本《师友杂忆》。李济之、沈刚伯、王世杰、杨庆堃、钱穆、严耕望、张光直……重温这些风流人物的旧事，可见中国百年学术史的侧影。有一次我随口说：“您写的悼念文章真好。”许先生即刻说：“我悼念他们每个人时，都是用最真诚的感情来写的！”而他最不愿意写的《忆王小波》一文，力透纸背，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感，泪水全流在心里。许先生回忆师生二人在研究室漫无边际闲谈的日子，王小波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的风格，对此感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