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子恩打来电话，我系好领带，在小衬衣外面套一件深色薄外衣便出了门。我坐到她对面时她已经喝醉，想必已经在此坐了很久。她的衣着刚好和我相似，皮肤依然苍白。见了我并不说话，拿起火柴要为我点烟，我说，不抽。她又放下。酒吧人不多，三三两两地坐着。子恩给我要了杯墨西哥日出后继续喝面前的啤酒，我见她喝得迅猛，便说，我去唱支歌吧，很久没唱歌了。跳下来脱掉外衣。子恩拉住我，花生，坐上来。

我重新坐下，子恩给我点了一根烟。单薄的眼睛直直地看住我，说，花生，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每天夜里都睡不着，躺着躺着就觉得呼吸困难。每天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多张脸，脑子就紧绷着疼痛。到处都竖立着牢笼，必须和你们在一起才安全，尽管我们都被锁在一处。我想我们需要找个全新的地方去医治混乱，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只一心一意修筑我们安静的围墙。

我的手指轻微颤抖了一下，一截烟灰落在吧台上。子恩没有察觉，继续喝酒，无意打翻了一只空瓶，滚落在地，在激烈的电子音乐中，发不出声音。

到处都是牢笼，逃到哪儿都逃不出被控制的命运。我想我们都生病了。这个疯人院的医治原则就是每天都询问病人，你有病吗，病人说没有，那么继续加大用药剂量，加强治疗强度。过段时间再问病人，你有病吗，这个时候病人已经弄不清自己有没有病，就小心翼翼不敢回答，于是再治疗。直到最后问，你有病吗，病人立即表情坚定深信不疑地回答，我有病我有病，我真的有病。那么治疗就成功了，可以出院了，一个相信自己有病的人毕业流入社会了。

而我们必须自我医治，否则还没有出院就病入膏肓无药可医了。

子恩和我直到酒吧打样才离开。外面夜色清凉，所有景物都线条分明，街上空无行人，悬在两座高楼间的月亮，摇摇欲坠。子恩剧烈呕吐，酒液从嘴巴和鼻子里冒出，我的胃也在龙舌兰和盐的作用下起伏翻腾。折腾了一会儿安静下来，我们坐在酒吧门口的台阶上寒冷发抖，抽完最后一支烟。

送子恩回去后我再回家，已经是凌晨两点。进门就是劈头盖脸母亲的愤怒。我低头走进卧室锁上门将她的斥责拒之门外。甩掉外套，在黑暗的房间反复走，像苍蝇一样烦躁地撞来撞去，且重重呼吸。猛地拉开门，说，妈，我要回学校。母亲坐在沙发上，沉默。妈，我要回学校。又是沉默。我回到房间打开灯，开始收拾要带去学校的东西，衣服和领七碎八的杂物。收拾好了又出去说，妈，我要回学校。长久的沉默。

清晨母亲走进我的房间说，今天好好休息，明天去学校，一定要天天测量体温。我躺在被子里心酸不已，为什么总是不能好好善待自己必定要担待的人。情亲总是夹带着不经意的伤害。妈妈如果你的孩子离开你，你是否会伤心欲绝，是否会想起曾经同样的离开。妈妈，我是该死的坏孩子，好孩子是不会主动离开妈妈的。你送走了好孩子把坏孩子养在了身边。请你原谅你的坏孩子，她已经走投无路。

之后真的返校了，走得匆忙。

途中父亲说起某所大学，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以及一些关系去那里就读。我说不的时候很担心他会把我踹出车外，但他没有，因为他没听懂我的意思。我已经下定决心，哪怕代价再沉重，也再不跨进任何一所学校。这些年的煎熬足够了，每时每刻的厌恶让我一步步地走向绝望，只有反抗才能带来希望，反抗本身就是希望。父亲又耐心地解释那所学校的好，我低着头无话可说。他还是把车开得飞快，我不害怕因为他是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