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946年3月，当温斯顿?丘吉尔警告“铁幕”正笼罩整个欧洲时，冷战思维已在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们的头脑中成型。很快，形势就明朗了。苏联的举动驱使美国卷入了一场没有传统战争边界的冲突。旨在遏制苏联在欧洲扩张的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应对冷战挑战的一个举措，此外还有美国新闻署（USIA）的成立以及大大扩张的外交建筑项目。本书以1926年以后美国在海外建设的使馆为重点，通过外交建筑来寻踪勾勒美国的外交史。书中考察了美国建立驻外机构的最初历程；二战后信心十足的年代，那时的外交建筑项目在规模和关注度上都达到了巅峰；动荡的20世纪60、70年代,政治困惑和不断上升的安全隐忧是那一时期的标志；还有近期恐怖袭击和制约冷战后外交格局的千变万化的国际使命的发展情况。

外交建筑项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美国界定其世界角色的一种努力。一如旨在增进国际理解并因其友好姿态而广受赞誉的富布莱特教育交流项目一样，新使馆也被外界誉为美国良好意愿与承诺的现实体现，而那些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进入人们视线的现代使馆建筑，亦成为美国公共外交开放性的象征。

使馆是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建筑，是国内政治、国际事务及一系列复杂的外交需求共同制约的产物。作为办公建筑，使馆区别于普通建筑之处不仅在于非同寻常的设计要求和位置，还在于使馆常常有多位业主，而不仅仅是一位。国务院、外交官、国会中的监管委员会、驻在国政府、个别大使，以及美国纳税人都把使馆看做是自己的所有。真正生活工作在使馆中的外交官却常常是对使馆建设进程影响力最小的那部分人。毫不奇怪，使馆项目的建设史充满了竞争与妥协。

美国的民选国会对外交政策至关重要，这与独裁政权不同，与大多数民主国家议会监督外交实践但影响力无几的情况也不同。使馆选址、造价，甚至外观形象的外交决策取决于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的角力。要想考察外交建筑项目或使馆建筑，就必须了解民选官员们所起的作用及其行为方式，了解那些看似无关的事件是怎样被政治牵连到一起的。

国会起初采用非税收资金来支付二战后的外交建筑项目，这是对研究外交建筑史有重要意义的线索。1946年至1958年，国务院用二战后的国外信贷资助了绝大多数外交建筑项目，这些信贷来自租借协议、出售剩余房产、战争资产协议，以及经济合作总署的对应基金。这种新颖的资金安排，最初是由国务院外交建筑局（FBO）局长弗雷德里克?拉金提出的，它激活了数以亿计的“冻结”资金，资助了美国使馆、领事办公楼、外交官住房等项目的购地和建设。那时国会的监管极其有限，为建筑创新提供了良机。随着国会越来越多地将这些资金用于军事用途，可供建设使用的资金不断减少，造成新建项目萎缩，产生了针对建筑风格和品味的尖刻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