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华盛顿新落成的芬兰驻美国使馆，让我联想到二战后早期的美国使馆建筑那些备受关注的特质。芬兰新使馆位于副总统官邸对面的使馆区，在邻近的多座外表庄重的外交建筑中绝对引人注目。绿色的玻璃幕墙建筑由紫铜、青铜和高度抛光花岗岩装饰，周围环绕着高大的树木，正立面的金属格架覆盖着鲜花盛开的藤蔓。这座极为精致的建筑由芬兰建筑师米科·海基宁和马库·科莫宁设计，被喻为“耀眼的珠宝盒”，在1994年开馆时，人们称赞它为地标性建筑。此后，华盛顿人争相希望能获邀参观这座与众不同的新建筑——享受从它玻璃幕墙内探望出去的景致，沿宽敞的中央楼梯拾级而下，坐在奇异的帆布雨篷下，探寻久负盛名的桑拿浴。所有人都认同这座建筑体现了芬兰的外交“成功”。游览过新使馆的人都会立刻意识到芬兰是个完全现代的国家。新使馆的每一细节都体现着高科技，令人惊叹于芬兰的施工工艺和卓越的设计水平;它所起到的立竿见影的宣传效果完全可以取代一大堆宣传册、书籍、电影、旅游海报以及交流项目。

与芬兰新使馆扮演着芬兰艺术和文化展示场的作用相同，美国使馆也是美国艺术、文化、政治理念的展示场。参观芬兰新使馆让人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参观美国使馆的感觉，那时开放性既是设计的首要追求，又是外交目标。20世纪60年代中期，使馆项目感受到变化的、更具威胁性的世界的影响，设计重心转移。1964年落成的美国驻都柏林使馆是最后一个能让建筑师将设计本身置于影响使馆建筑的诸多因素之外的项目。美国使馆和大多数国家使馆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1954年首次提出的一项政策，即美国使馆应该“融入”并反映其所处的环境。尽管在华盛顿新建的外国使馆没有刻意表现“美国化”，但美国建筑师却在美国使馆设计中努力捕捉遥远驻地的“异域特色”。一些美国官员不切实际地认为有必要如实表现驻地特色，因为这样的使馆建筑能赢得驻在国的认可。同时，他们还想避免美国使馆纯粹是“外来品”的指责。造成美国建筑师关注当地建筑（如泰姬马哈陵）的另一个原因是，建筑师和艺术家一样，总是在探寻创新的途径，最敢于把自己的职业命运建立在大胆的设计上。这些因素和其他一些因素混杂在一起，使对建筑含义的解读变得复杂化。

本书旨在为今后研究外交建筑及其历史提供基础。它为许多争论提供了素材，包括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热议，以及美国外交建筑项目是否是一种统治手段等。有人会说美国主张“融入”当地环境的政策是对自己世界强国状态感到不安的真诚或自觉的表现，当然肯定也有人会说这一政策只不过是一种轻视他国、视别人的文化如主题公园展览的傲慢表现。如果建筑真的是国家实力的展示，那么外交建筑项目的确是一种征服的方式，但没必要带有威胁性，也不应该是事先精心策划好的。预先设定的方式太幼稚了。正如书中所写，政府内外许多人都对外交建筑项目进程施加各自的影响。而且，如果说输出（电影、时尚、外援）是文化征服的组成要素，那么输入（石油、汽车、电脑）也同属一类。有些输出对国家利益是必不可少的，但有些不是。

在研究美国使馆建筑含义的过程中，我试图透过表面探寻制约建筑形成的政策和程序。使馆建筑的业主并不是一位，而是很多位，建筑含义随不同业主的声音而异。例如，1969年落成的由山崎实设计的波士顿洛根机场东航航站楼，与众多美国使馆建筑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见图54）。《波士顿环球报》评论员罗伯特·坎贝尔形容它是“自负和愚蠢的建筑”，是传达“自恋主义”的“傲慢”声明（1993年8月13日），但他并非指整个波士顿都是傲慢或自恋的。同样，对整个国务院做出评价也是困难的，更不要说美国政府或人民对使馆建筑的不同理解了。使馆建设的整个历史还是有许多值得探究的地方。

除了增添争论的素材外，我还希望本书可以促进对使馆建筑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一领域还有许多有待探索的空间。对韦恩·海斯的历史评价将是有助的，前国会议员弗朗西斯·博尔顿、约翰·鲁尼、索尔·布鲁姆也值得研究，还有那些我们知之甚少的建筑师们。可现实情况是，没有几位建筑师留下了传记，这一点是令人遗憾的；并且此类传记更关注建筑作品而非建筑师的人物个性，这同样也是种缺憾。对财政部建筑监督员办公室和哈佛设计研究生院的历史研究都正在进展之中，这些都将受到欢迎。

使馆是否应受到保留政策的庇护也关乎国家利益。由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换，改善安防的合理需求也在改变或影响着使馆建筑，外事经费的相对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以出售现有使馆来资助新建项目的需求，使得将使馆建筑作为历史成就加以“保留”的努力没有了意义。但它们是美国的历史建筑，它们确实需要得到这样的承认。在更多的使馆被出售、流失或遗弃之前，至少应对它们进行记载。这样，国务院才能保存住这段历史，今后的历史学家也才能得以更好地解释外交的这一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