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基特已经向海斯说明了这些新政策。他在记录中写道，“事实上，海斯表态说只要国务院能遵从这些政策，他的委员会就不会有任何问题”。约翰斯东的记录中则说，委员们要是能很快明白政治形势的含意并“接受新政策”，将是非常可喜的。当然，委员们明白，如果他们不同意新政策，咨询小组就有可能被永远解散。他们认为，为一两个工程而损害外交建筑局的整个项目是非常愚蠢的。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这项可能让许多建筑师受益的建设项目，并继续运作下去。

意识到国务院和海斯之间的妥协将使建筑咨询小组面临权威性被削弱的危险，美国建筑师协会加紧了游说工作。1961年，美国建筑师协会主席菲利普·威尔致函新上任的国务卿鲁斯克，代表美国建筑师协会对外交建筑项目表示赞赏，并要求鲁斯克保留建筑咨询小组。威尔强调外交建筑项目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务院使用了“高素质的建筑师”。他告诉鲁斯克，美国建筑师协会正在“向负责国内公共建筑的其他政府部门”推广外交建筑局的模式。与此同时，威尔还致函参与外交建筑局项目的建筑师，向他们征求强化这一模式的意见。

巧合的是，威尔和新任命的副国务卿帮办罗杰·琼斯是老友，琼斯后来被要求在海斯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他提到了与威尔的友谊，以及威尔作为美国建筑师协会主席向他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并坚决维护咨询小组和建筑师筛选程序。约翰斯东也为新的建筑政策辩护，并否认建筑咨询小组成员在外交建筑局 “做手脚”。

建筑咨询小组幸存了下来，但国会明确表示不希望再看到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设计开放、但又常常不实用的建筑。新的建筑政策是对1953年肯沃西建筑政策的首次修改，是希望继续推进外交建筑项目的国务院官员同希望有更大发言权的国会议员间的政治妥协。

肯尼迪总统要处理的公务远比都柏林使馆重要，但他也确实对改善“爱美关系”抱有巨大热情，尤其是发扬光大他的爱尔兰传统。当时刚刚爆发了灾难性的古巴入侵事件，柏林危机还在延续，斯托克戴尔大使再次致信肯尼迪总统，说他听到国会可能会批准都柏林项目的传闻。“我想不到能有什么比建设使馆更有利于美国外交官和爱美关系的事了”。政治和外交的紧迫形势都要求肯尼迪总统介入，这是因为都柏林人都热切期盼这一项目，它也是美国在海内外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工程。据约翰森讲，他和肯尼迪总统早在乔特中学和哈佛大学时就认识，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层关系影响了都柏林项目，但休斯等人很可能因为约翰森与总统或真或假的特殊关系而对他格外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