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斯的反对阻止了外交建筑局建设许多新使馆，并拖延了其他一些国务院认为很紧迫的项目。1963年，外交建筑局局长约翰斯东到海斯的小组委员会要求在西贡（现胡志明市）建新使馆。尽管他将那里的美国使馆形容为“绝对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建筑”，但海斯却认为在南越新建使馆是“一场必输的赌博”。约翰斯东提醒小组委员会，柯蒂斯和戴维斯在1956年就被选中设计西贡新使馆，他们的设计已经完成，获得批准并得到了设计费，但因为等待建设资金而延误了四年多。海斯批评政府“将太多钱砸在西贡项目上”。两年后，当恐怖分子炸掉原来的使馆后，林登·约翰逊总统采取了出乎意料的行动，他给国会送去100万美元特别拨款，新建具备防御能力的西贡使馆，以确保九年来一直列为外交建筑局优先任务的项目不再被延误。

外交建筑项目经常被检查和总是进入谈判程序，这意味着外交建筑局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都是以一种走走停停的方式运转着。建筑咨询小组成员在最活跃的50年代中期几乎每月开会，而在60年代一年仅开一两次会，讨论少数项目。70年代开会要频繁一些，但许多向委员会提交的项目并未建成，包括金边（1960年由埃利奥特·诺伊斯设计）、贝鲁特（1971年由MBT设计）、台北（1971年由ABH和CAN设计）、贝尔格莱德（1971年由雷蒙德和雷铎设计）项目。其他延误了好几年的项目包括科伦坡（最初设计于1961年）和达喀尔（最初设计于1965年）使馆。罗伯特·麦迪逊设计的达喀尔使馆被推迟了七年。1972年，麦迪逊的公司获得了新合同，重新设计达喀尔使馆，于1977年完工。科伦坡使馆直到1985年才完成，距建筑师提交第一稿设计过去了24年。

雷蒙德和麦格奈戈尔设计的优雅的东京使馆办公楼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了牺牲品。1971年该办公楼被拆除，代之以一座更大的高层建筑（西萨·佩里和格鲁恩设计）。其他建成的项目则缺乏早期使馆设计的灵气和运气，受到了行政部门的优柔寡断、政治干涉，以及日益上升的安全因素的影响。例如，1960年蒙得维的亚使馆（贝聿铭设计）因不断进行修改而使规模和外观都受到了影响。不协调的比例和使用无遮掩的混凝土结构让建筑显得不够优雅，这对美国形象没有任何好处。

1971年，建筑咨询小组成员被要求批准HDR公司设计的巴西利亚使馆，委员们对此感到特别沮丧。建筑咨询小组成员安德森曾于1967年与外交建筑局首席建筑师托马斯·波普一起到当地进行过视察。特别是有传言说法国请到了柯布西耶设计在那里的法国使馆，委员会希望外交建筑局也为美国使馆找到一位大师，因此推荐了密斯·凡·德·罗、格纳·伯克兹、卡尔曼—麦肯奈尔公司以及路易·康，他们特别看好路易·康。但外交建筑局局长沃劳要求咨询小组评估以HDR为首的一系列替代人选。安德森翻阅了一些简介后告诉沃劳，他认为HDR的作品不符合外交建筑局的要求。1965年，约翰·利昂·里德取代了拉尔森在建筑咨询小组的职位，他多次强调和安德森意见一致。审查过HDR的资质后，他认为不应予以考虑。但沃劳控制了咨询小组，把任务交给了HDR。为抗议沃劳的决定，帕森诺伊递交了辞呈，他认为一些政治因素正在破坏建筑咨询小组。他在辞呈中写道：“随着预算的日益紧张和对使馆安全要求的提高，建筑师的工作越来越困难。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过，安全性对建筑是有利的，但要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做到造价低廉又独具特色就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帕森诺伊的辞职似乎并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人响应他的主张。

回顾整个使馆建设的历史，1975年鲁尼从国会退休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控制国务院拨款长达30年。而海斯在众议院任职28年后，也于1976年9月向国会递交了辞呈。海斯的离去是在国会批准设立外交建设资金的第30年，也是国会1926年第一次认识到政府需要建造使馆的第50个年头。不出所料，继海斯之后，拉尔斯顿随后也离开了。卡特总统任命城市规划师、美国建筑师协会前执行副主席威廉·斯雷顿为外交建筑局局长。1978年1月，斯雷顿在接手外交建筑局后，带来了新的工作风气和工作态度。他致力于重新树立具有重要外交意义的划时代的使馆形象。但不幸的是，在斯雷顿任内，外交建筑项目的管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相反，问题越积越多。规模更大、造价更高的工程可能会产生更多、代价更高昂的失误，对安全隐患的担忧也潜滋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