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关怀让人感动，我点头，说：“嗯。”

周安年问：“第一次坐火车吗？”

我摇头。

周安年轻轻笑了：“是不是小姑娘的答案只有‘Yes’和‘No’呢？”

我说：“还有一个‘I don’t know’呢。”

两人相视而笑，陌生人之间的交谈常常都可以这样无关痛痒，比如周安年和我；太熟悉的人说话却容易触到伤疤，比如我和筱然。所以，朋友甚至恋人相处倘能做到知其意明其心，而不是持续繁冗的解释与道歉，或许会舒服些。想到此，先前在周安年面前的拘束感减半。我拿出MP3，周安年问：“都是什么歌？”

“奶茶的，”我说，“一九九八年的专辑。”

“《很爱很爱你》？”周安年问。

我有些惊讶：“你知道？”

周安年说：“那年我上大二，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一个人在网吧通宵玩泡泡堂，整个网吧日夜都在播放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所以记得很清楚。”

周安年的表情很平静。而一九九八年，我不过是一高中小屁孩，前面坐着一个我当时以为那种感情叫喜欢的小男孩，黝黑的皮肤细细的，笑起来左脸颊有个浅浅的酒窝。我常常一边戴着耳机听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一边看着他埋头做作业的样子，有时他会转过头来，兴冲冲地问：“嘿，林夕颜，你在听什么歌？”

我取下耳机，明知道他在说什么，却还是问：“沈浩，你刚说什么呢？我没听见。”

他笑了，椭圆形的微笑，真可爱，沈浩问：“夕颜，你在听什么歌呢？”

“奶茶的，奶茶的《很爱很爱你》。要听吗？”我说。

“以后听吧，我得考清华呢，要好好学习。”沈浩说。

我笑了，继续戴上耳机一边听歌，一边看他做作业，平整的后脑勺，让人有忍不住摸一摸的冲动。我坐在窗口边，疏风吹进教室，在耳边打转，微微扬起的长发，被打开的皮肤毛孔，明媚，惬意。我的心情很好，忍不住一边折叠千纸鹤，一边跟着音乐的旋律哼词儿，“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

几秒后，周安年说：“大二那年，我父母闪电离婚，母亲赌气去了美国。”

我微微诧异，尝试宽慰：“没什么的，这年头，离婚很正常。改革开放都快三十年了，在正常的年头离正常的婚，很正常。否则搞改革开放做什么呢？”

周安年问：“那什么是不正常的年头？”

我貌似轻松，手指抵着下巴，笑着说：“八十年代喽。我娘早在八十年代就同我爹离婚了，有才吧？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