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哦”了一声，紧了紧眉头，晦涩笑笑，心里揣度着我胖瘦与你何干呢？

两人前后走出车厢。

当我第二次走出北京的火车出站口，宁静儿在原先接我的位置，旁边站着披着红色羽绒外套的筱然，歪着小脑瓜，冲我坏坏地笑。

一阵寒暄，宁静儿先发现了周安年，她指了指周安年，问：“他是谁呀？”

周安年主动上前：“你们好，我是夕颜的同事。”

“原来是同这么个帅哥出差，难怪乐不思蜀呢。”宁静儿噼里啪啦道。

宁静儿欣赏男人向来眼光独到，大大异于常人，在我看来尖嘴猴腮的人她说那是具有人格魅力；在我看来歪瓜裂枣的人她说那是艺术家不修边幅；在我看来小鼻子小眼睛的人纯粹只能算干净的譬如周安年，她竟然称他为帅哥。

周安年不自然地笑着，没有之前同我在一起的平和以及稍稍显露出的讨好。我猜他应该是注意到了筱然。一身红的筱然多养眼啊，中国人骨子里对“红色”有着复杂的爱恨交织，连张爱玲都说男人一辈子渴望的女人之一是红玫瑰。

只是筱然显得冷淡，独自环过我的手就走，并没有同周安年讲任何一句话，哪怕仅是单纯问候。这个动作，在周安年看来或许是筱然故作他看，以取得注意；而对交际颇上手的筱然而言，她的态度的确让人觉得意外，她并不会随便让哪一个人下不了台。除非她纯粹想这样做，因为她从来不需要刻意去讨好男人。除此，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复杂的原因去解释筱然的这个动作。哪怕我神经质去揣测是否筱然也会同周安年有任何牵扯，哪怕仅仅是曾经相识。可一个女人怎可能同天下男人都有交叉呢？周安年在北京，筱然在南京；周安年是摄影师，筱然在日企上班，如此的两个人，怎可能相识呢？

晾下宁静儿和周安年候在原位。

出租车上，筱然像是漫不经心问我：“那个周安年，是叫周安年吧？你们很熟吧？”

我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她，试图从她脸上发现她问这句话的目的。筱然先一步识破我的诡计：“小妞，没啥好看的，我的脸上没长斑没长皱，还年轻着呢。”

我笑了，说：“还好吧。”

“他挺细心的吧？”筱然问。

“你怎么知道？”我问。

“直觉呗。”筱然浅浅道，这句话像是被过滤过似的，语调平平，“夕颜，你的手镯为什么还没摘掉？该摘掉了。都过去了。”

我交叉握着双手，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呢。”

“你的书什么时候上市？”筱然问。

“差不多了吧，”我笑了笑，说，“当时多幼稚，强烈要求编辑在书的扉页写上‘给南辰君’，而那个人现在同我隔海相望。”

筱然问：“爱既来过，也消失过，才说明它是完整的。”

我赧然。

与筱然相聚两日后上班，周安年问我：“昨日将你接走的那个人是你的好朋友？”

“是的。”我不抬头，赶杜拉斯专题。

周安年杵在原地，没有离开的意思。

我却继续编辑杜拉斯语录：

她只能生活在那里，她靠那个地方生活，她靠印度、加尔各答每天分泌出来的绝望生活；同样，她也因此而死，她死就像被印度毒死。

周安年问：“杜拉斯什么时候离开的？”

“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我答。

“今年正好她逝世十周年。”周安年说。

周安年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对好色的男人，从李南辰离开后，我的态度有时固执到不理不睬，于是我不咸不淡地说道：“倘你想认识我的朋友，她姓筱，火车上我同你提起过的，筱然，我的大学室友。需要知道其他的吗？工作单位？手机？还是？或者，你想告诉我，筱然又同你前女友长得很像？”

“你真是个孩子。”周安年说，一脸无辜，摇头离开。

他的步子有些沉，有些缓；他的背影有些瘦，有些长。可能我误会了周安年。

周安年或许也是敏感的，我也是敏感的，而我们触动的方向不一样。自李南辰离开那日，我便安上密不透气的盔甲，以为世人皆险恶，不惮以最坏之意揣测，哪怕事实并不如此。

李南辰的样子又乍然浮起，他离开后，我极少对他人说起过我心里的感受，筱然或许明白，所以她多次逼我说出来，她比我都明白再如此憋下去，我会由神经衰弱转成神经病。她始终没有放下过我，所以特地来京看我。送筱然离开时在候机厅，我告诉她：

“十五六岁，我不懂爱，以为爱慕是爱；十八九岁，我以为懂爱，爱是牵牵小手；二十三四岁，我不再明白爱究竟是什么，除了深刻觉得自己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