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试着去那里找过原告，詹姆斯太太？我必须提醒你，我们不可能再容许有第二批证词了。”

到此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尼娜成了被告或者说是被控诉人，她早该知道会是这样了。

“我再重复一遍，你有没有去过米尔凡街？我们都认为，那里对你和你的婚姻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适宜的安家之处。”

“我不这么认为，怎么可能呢？”

“他在那是一个人住吗？”

“我能肯定是的。”

“没有和别的女人住？”

“他从未提及过。”

“在他的信里？”

“他从来都不怎么喜欢写信。”

“倒是你每天给他写信，会不会觉得过于频繁了？”

“这似乎不能怪我，因为大家都知道，女人总喜欢写很多信。”

面对与她对立并令她厌恶的法庭，她大叫起来。

“我只是希望他能稍稍做点让步。我只想听他告诉我，说我找到了一个适合我们居住的地方，并且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你很想得到别人的赞美，詹姆斯太太。”

“那得看是来自谁的，尊敬的法官大人。”

“你可真算是个顽固不化的女人了。”她的心底突然传来这样一种声音。在这之前从未有人觉得她是个顽固不化的人，然而她对“格蕾丝”号那种不可思议，从一而终的精神，确实连她自己都没法说清到底是为了什么。即便在他们俩关系稳定的那段时间，她也明白爱德华虽然是个慷慨大气的人，但要他主动做出让步，是不太可能的，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懂得付出和给予。他的家人似乎从没有互赠礼物的习惯，他们不懂得在漂亮的包装纸里，传递彼此之间的补偿，关爱和谅解。要他们送给尼娜什么东西就更是没门了，而尼娜的童年本来就没收到过什么礼物。爱德华不知道如何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更不幸的是，他还不是一个出色的购物者。那年玛莎出生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最好带些花去医院，但在寒冷的冬季，如果你买了一束杜鹃花，并一路带着花坐上拥挤的公车，穿过几条冰冷的大街，那还没到医院的时候，所有的花蕾都已经凋谢枯死了。这样一来，他的一片心意也就毁了。

尼娜从未因为这些枯萎的杜鹃花责怪过爱德华，倒是她两边床位上的年轻母亲看到后，不禁嘲笑了几下。那年是一九五一年，病房里的两个婴儿接受洗礼，取名为“费斯蒂娃”。

“请注意了，詹姆斯太太。”

尼娜的第一场证词辩解几乎是场痛苦不堪的闹剧，毫无保留地曝光在法庭面前。爱德华从大卫市的建筑公司回来，身上并没有带任何积蓄，对此，她也并不指望什么。反过来，如果他真的有些积蓄，他或许就不是原来的他，也不是尼娜深爱的那个他了。不过毕竟他们还有“格蕾丝”号。尼娜对任何事情都抱有希望，她打算叫爱德华的母亲暂时照顾一下玛莎和蒂尔达，这样，她和爱德华就能在“格蕾丝”号单独相处一会儿了，他们俩可以牢牢地锁上舱门，随心所欲，整天二十四小时都依偎在床上。

“詹姆斯太太，你是想让法庭相信，你说这话是认真的？你很清楚你丈夫的母亲住在很远的地方，说得确切点，在谢菲尔德的郊外，而且她从未主动说过要照顾你们的孩子。”

爱德华也提出了相同的反对看法。这场在严密监视下进行的特殊争辩现在根本不是因为刚才那件事引起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尼娜在爱德华离开的时候把他的壁球球拍放哪儿了？他们当初都认为巴拿马的气候会损坏球拍的质量，不适合带去，而现在看来，他那时完全应该把它们带在身边。如果尼娜把它们带到“格蕾丝”号上了，那它们也一定被船上的湿气糟蹋了，更严重的是，它们根本不在船上。尼娜内心充满了悔恨。天啊！对于给你造成的伤害，我由衷地感到抱歉！对于一个男人而言，打三十分钟的壁球可是相当于两小时的任何其他运动啊！爱德华拜托她保管球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托付。但她现在却一点也想不起来到底把它们放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