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葬的是儿童作家安妮·M.Q.斯奇米德，更远处是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简·斯彻尔弗的长眠处。

我们为卡门在公墓新区选了一小片阳光能照射到的简单的土地，在小路边上。

抬头看去，只觉得天空特别高，天色特别蓝，白云一朵一朵，像图画一样。

这是一个艳阳天，似乎并不配合葬礼的凄凉心情。

“她会喜欢有许多人经过的。”卡门妈妈说。

“是啊，她总喜欢坐在露天咖啡馆，看阳光一点点从紫藤花架的缝隙中投射下来。这里躺在她周围的不光是老年人吧？”我问那位女士，但我们的墓地导游老早之前就不关注我们说什么了。她拿出钢笔，冷静地说：“那么就是C3，19-2区了。”

我们点头同意。卡门的到来总是能照亮某个地方，这里也将如此，C3，19-2区。

除了她过世的第一晚，我几乎没有时间思念卡门。自从她脸上带着心满意足的表情离开，我一直忙得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卡门希望她的葬礼是个聚会，而我最擅长的就是举办聚会，但这次聚会的操办对我来说却极具挑战性，因为它没有给我充裕的准备时间，它来得突然，仓促，令人措手不及。拿结婚来打比方，你无法到婚礼三天前才发请柬，布置外景，安排餐饮，请乐队，是吧？

还好，不管多么困难，我都搞定了。我的演讲稿写好了，准备了上百支夏威夷果仁口味的甜筒冰激凌、什锦糖果、布朗尼蛋糕，教堂音乐也选好了，还刻录了二百张《美丽的回忆》CD。

每个人都在期待着明天。

像《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说的：“明天是新的一天。”

我也是。过了明天，我的生活将重新开始。无论生活出现多么严重的意外和伤害，明天，太阳照常升起。过去的这几天，我已经习惯了我的新身份 鳏夫。我已经被电子邮件、短信、信件、卡片和电话淹没了，这感觉就像是我在背着卡门爬喜马拉雅山。

举步维艰，不堪重负。

十七岁时，我会说德语和英语，还能开车、游泳，说得出南美洲所有国家首都的名字；二十七岁时，我能连喝二十瓶啤酒不呕吐，踢个倒钩球给左后卫，也不会摔断腿，对着一屋子上百号人讲话而不脸红，不用开灯也能套上安全套。但是，直到三十七岁，妻子得了绝症时，我才懂得，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