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打、饥饿、折磨都在继续，留在学校的我们都在经受着严酷的心理考验-非人的、匪夷所思的考验。挨打的时候，有时我感觉校长好像是颐指气使的骷髅（在家的时候，我看见过X光片，那些肌肉下的骨头清晰地显现出来）。有时候，我就当他不是一个人，而只是暂时存在的一堆原子集合。我会对自己说：“他只是原子。”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幻想出了一个“只有原子”的世界。校长经常向我们施加的暴力好像是对整个世界的生灵的玷污，所以我看到，暴力是生命的法则。

面对此情此境，我所能做的只是找个地方让思绪飞舞，独自待着，不受他人的干扰。越是委屈的时候我越想找点稳定和温暖的感觉。我的处境可能和戴森在他的传记《教还是不教》里所写的很相似。

我没多大力气也不喜欢运动……这在男孩里面实属少见。残忍的校长和校园恶霸专门欺负弱小学生。他们围攻我们，给我们双重压迫。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一个避风港，只会说拉丁文的校长和疯迷足球的同学都找不到这里。这个避风港就是科学。在这充满残暴和仇恨的世界里，科学是一块自由和友谊的净土。

对我来说，起初的避难所是数字。我爸爸是一名心算高手，我也一样；甚至于在6岁的时候，我对数字已经很敏感了，并且从那时开始，我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计算。在我看来，数字是固定的、不变的；哪怕是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数字仍保持不变。数字和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绝对的、必然的、毋庸置疑的。（若干年之后，当我读《1984》的时候，读到温斯顿在严刑拷打下终于屈服，被逼无奈地承认二加二不等于四，这使我感到害怕，到最后连他自己都怀疑二加二是否等于四。他不会二加二，他也真的完了。）

我特别喜欢质数，因为质数是不能分割的，它们永远都是一体的。（在这方面我不是很自信，因为我感觉自己每周都在被分割、分解。）质数是所有其他数字的建构基础，我想，这对质数来说有一定的意义。质数是怎么来的？质数的分布有没有什么逻辑形式呢？质数有一定的限制还是无穷多？我费了很多时间来整理质数并设法记住它们-这些质数让我全神贯注，完全投入，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我为前100个数字做了一个10×10的格子，把所有写着质数的方格涂黑，但是我没发现它们的分布有什么逻辑可循。我又弄了个大点的表格，增加到20×20，30×30，还是没发现有明显的规律。但是我确认质数的分布一定有规律。

战争期间我度过的一个真正的假期就是去伦恩姨妈家。她家在柴郡，位于德拉米尔森林中部。姨妈在那里创办了一所犹太人的“新鲜空气学校”-这所学校是专为特殊儿童设立的。这里的孩子都来自曼彻斯特工人家庭，很多都患哮喘，还有一些孩子有佝偻病或者是肺结核，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当时有那么一两位同学还有自闭症。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小花园，花园有几尺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我非常希望自己也能去德拉米尔而不是去巴拉德菲尔德。但这只是我的一个愿望而已，从未对别人提起过，就连我那善解人意的、慈祥的姨妈也没有察觉到。

伦恩姨妈让我见识了植物和数字的乐趣。她让我看花园里向日葵花蕊的螺线，并让我数这些向日葵顶上的小花。当我数数的时候，姨妈告诉我，这些数字是按规律排列的：1，1，2，3，5，8，13，21……每一个数字都是前两个数字的和。如果用后面的数去除前面的数，结果就能逐渐接近0.618。她说这种排列就叫做斐波纳契数列，它是以一名生活在几个世纪前的意大利数学家命名的。她补充道，0.618的比率就是人们常说的黄金分割率，这是建筑师和艺术家经常使用的理想几何比例。

姨妈还经常带我去森林里观察植物。她让我看那些凋谢的松果，它们也有基于黄金分割的螺旋形。她还让我看生活在小溪边的木贼，让我触摸木贼僵硬的、有关节的茎。姨妈还建议我测量这些茎并连续记录，绘制成图。我按照姨妈的指示去做，最后发现曲线的上升变缓。姨妈向我解释说，这就叫“成长指数”，这是生物生长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姨妈告诉我，可以从所有的植物中找出这些几何比例-数字就是世界的构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