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半康复的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前我的忧郁症最糟的阶段，也就是我连羊排都无法自己切的时候，我脆弱得连自己都伤害不了。然而到了之后的半康复时期，却觉得自己有力气自杀了。以前能做的事里面，我现在大部分都能够做了，不过仍然对每件事情都丧失了兴趣，觉得毫无乐趣可言。我一直强迫自己守分寸，但现在却有力气怀疑为何要这样逼自己，我找不出好理由。我特别记得有个晚上，有位很熟的朋友说服我和他去看电影。为了证明我还有快乐的能力，我独自去看了电影，并在那几个小时里和他人同乐，虽然他们觉得有趣的情节都让我感到痛苦。回到家时，我感到恐慌和巨大的悲伤。我到浴室里呕吐了好几回，就好像自己所感知的寂寞是身体里的一种病毒。我想，我会孤单地死去，因为没有什么理由让我再活下去。我想，那个让我成长的、正常的、真实的世界，同时也是他人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会再接纳我了。这些念头如流弹般在脑海里闪过，我在浴室的地上干呕，酸液沿着食道而上，当我试着控制呼吸时，却被自己的胆汁呛到。我想增大食量好让自己恢复体重，但那些食物好像全都要被吐出来似的，胃像是由内而外翻了过来，无力地悬吊在马桶上。我在浴室的地上躺了约二十分钟，之后爬回床上继续躺着。理智上，我很清楚自己又再度疯狂了，这种察觉让我更虚弱，但是我提醒自己，千万别让这疯狂得逞。我需要听听其他人的意见，即使几句也好，因为那能破除我内心的恐惧。我不想再打电话给父亲，因为他会担心，而且我希望这个状况只是暂时的。我得和一个头脑清明并能够给我安慰的人谈谈自己的冲动：当你疯狂的时候，只有正在或曾经疯狂的人才是你可以倾诉的对象，因为他们感同身受。于是我拿起电话，拨给一位老友。我们曾经谈过关于恐慌的药物治疗问题，她很聪明，对这个话题的态度也很开放。我想她能让我死灰复燃，找到堕落之前的我。那是凌晨两点半。她的丈夫接起电话，然后将电话交给她。她问：“喂？”我说：“嗨。”然后停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吗？”她问。我当下很清楚自己说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我无话可说。此刻另一个电话响起，是在电影院遇到的某个人，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在买汽水找零时可能不小心把钥匙一起给了我。我检查皮夹，钥匙果然在里头。“我得走了。”和老友说了之后挂上电话。那天晚上，我爬上屋顶，太阳升上来时，我发觉自己的举动荒谬如闹剧，而且十分可笑，如果你住在纽约，尝试从六楼屋顶自杀的话，就会了解这种感觉。

我不想坐在屋顶，也知道如果不忘掉自杀的念头，我的内心会爆炸。这绝望而致命的绳索缠绕着我的手脚。它们很快会侵袭我的手指，我得去服下药物，或者，扣下扳机。我仍然辨别得出理智的声音——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下楼去吧! 我也清楚自己会否认所有在我心里的糟糕念头，想到死，我感受到一种绝望的狂喜。如果生命可以像过期报纸般丢掉该有多好！那我会静静地将自己抛弃，并为自己的离去而高兴，在墓穴里感到欣慰，如果那是唯一容得下欣慰的地方。我察觉到忧郁症敏感脆弱又可笑，这个念头促使我从屋顶下来。同时也因为想到父亲，他为了我尽心尽力。我不相信有什么人会那么爱我，因而无法想象有谁会在意我的消失，但我知道，父亲会因竭力地拯救我，却发现最终仍枉然而伤心。我一直想到，有一天要为他切羊排，而且这是我对他的承诺，我向来以遵守诺言自豪，父亲也从不对我食言，就因为如此，最后我走下楼。大约早上六点，我浑身汗水和露水，不久就演变成一场剧烈的高烧。我回到自己的公寓里，不再特别想死了，但也不想活着。

那些让你活下去的理由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很管用。比如，自杀无疑会将你的生活悲剧公之于世。我读高中时认识一位女孩，她房间的墙上贴满了一位帅气又出色的已婚男子的海报。而就是这位男子告诉我，他在接近三十岁时罹患重度忧郁症，曾认真地考虑过自杀。“最后是虚荣心救了我，”他很诚恳地说，“我无法忍受事后人们说我失败，嘲笑我，或认为我无法面对盛名之累。”名人和成功人士似乎特别容易受忧郁之苦。完美主义者容易忧郁。忧郁会降低人的自负感，但某些个性的人仍然会维持很强的自尊，那和任何一种能抵抗忧郁的因素一样有效。如果已经沮丧到连爱都不再有意义时，虚荣心和责任感或许能够救命。

屋顶事件发生后两天，我又打电话给那位老友。她埋怨我吵醒她之后又消失不见。她的责备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极端怪异，我无法解释。我当时因为高烧和恐惧而感到晕眩，什么也没说。之后我们几乎没有再联系过。我认为她是那种很重视社会正统规范的人，而我显然已经变得脱离常规。忧郁对朋友而言是很棘手的事。因为就这个世界的标准而言，你对他们的要求是不合理的，通常他们没有足够的韧性或弹性、知识及意愿来处理你的状况。如果你很幸运，有朋友帮助你，你也会对他们的适应能力感到惊讶。你也尽可能希望和他们沟通——慢慢地，我学习到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些朋友能够接受你对忧郁症的坦白，有些人不能。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喜欢听他人诉说不幸。只有少数人能将忧郁这件事和外在现实区分开来，许多人还是认为，你若处于痛苦中，总该有个合理的理由和解决方法。

我最好的朋友大部分都多少有点疯狂。人们认为我的坦白是希望他们也能对我坦白，我和以前的同学或前任爱人之间能够互相信任，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认知。对于那些太过理智的朋友，我总是很小心。忧郁本身带有破坏性，它还会培养出破坏性的冲动：对于不能理解的人，我很容易对他们感到失望，有时我还会做出错误的举动，责骂那些使我感到不舒服的人。忧郁过后，我总需要做一番大的调整。我记得，我曾想要放弃那些我爱的朋友。我试着弥补过错，忧郁过后，就是该把打破的蛋黏合和把泼出去的牛奶再收回到罐子里的时候。

通过精神分析，我回想关于过往的种种细节，得知母亲也患过忧郁症。我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就像一个孩子，叙述她自身的寂寞，而她的敏锐却像个大人。她用现实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并抵御那无以克制的悲伤。我相信她是个自律甚严的女性，她是以控制和规范自己的生活而免于崩溃的。我现在相信她对秩序的热衷，其实是受制于她的痛苦，她一直将痛苦压抑在内心深处。我为她所忍受的痛苦感到心痛，而那在我身上却几乎是根本不能忍受的。如果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有百忧解这种药，那么她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我真希望看到较好的治疗和较少的副作用，但我已很感激自己生在这个有解决方法的时代，而不是那个处在无知挣扎中的时代。我母亲面对困难的生活智慧，对我而言变成并非必要的品质，倘若她活久一点，对她而言也是不必要的。回想起来，我感到锥心刺痛。我时常想，她会如何面对我的忧郁症状，她能够洞察原因吗？然而她的死，却是引发我崩溃的部分原因，我的疑惑无从得解。总是等到某个人死去之后，才知道要问他什么。尽管如此，母亲在我心里，却一直是悲伤的回忆。

我停药了，而且很快。这很愚蠢，但我坚决地不想再服药了。我想也许我能再度寻找到自己。不过这不是个好主意。首先，我以前从未体会过赞安诺这种药的副作用：我睡不好，时时刻刻感到焦虑和不安定，好像自己前一晚喝了几加仑廉价的法国干邑白兰地。我眼睛刺痛，胃部翻搅，这也许是停了克忧果之后的症状。晚上，还未真正入睡时，恐怖的梦魇便紧紧缠绕着我，醒来时心跳剧烈。精神科医生一再告诫我，准备停药时，应该慢慢来，并遵循他的建议，但我的决心来得突然，而且我害怕失去它。

我感觉自己在逐渐恢复，但是这一整年如此糟糕，对我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虽然现在又回到了原有的生活，但同时我也知道仍然无法重新开始。这并不是失去理智，而像一种恐惧；我受够了我的生命，而且要想办法在尽量不对身边的人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来结束它。我需要一些我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并表达出来，好让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多么绝望。我得表现出清楚明白的病痛，而不是那些无形的。我总觉得我的特殊举动是非常个人的，并且和神经官能症有关，那种想要急切摆脱自我而做出的举动，其实是典型的焦躁型忧郁症。我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生病，那才可能得到人们认可。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希望患上看得见的疾病的想法，在忧郁症患者中很常见。它的形式包括自残，使自己的生理状况和心理状况相同。我知道自杀会对家庭造成巨大的伤害，为朋友带来悲伤，但我以为他们都能理解：我别无选择。

我的病症转变为焦躁型忧郁症。我感到焦虑，一种极度恐怖，还充斥着憎恨、痛苦、罪恶和自厌。我一生中从未感觉这么无常。我极度易怒，批评每一个人，至少和六个人断绝交往，其中一个还曾是我觉得会爱上的人。电话中要是有人说了一句我不爱听的话，我很容易就砰的一声挂掉。我很难睡着，睡眠质量很差，因为心思总围着过去觉得不公平的小事转，现在那些事情似乎全都变得无可原谅。我无法专注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通常夏天我爱读书，但那个夏天我连一本杂志都没办法阅读。每天晚上睡不着时，我就开始洗衣服，好让自己忙碌和分心。要是被蚊子叮咬，我会抓到流血，然后再剥开伤口的痂皮；虽然没有割伤自己，但身上到处都有伤口和抓痕。当时的情形和当初造成我崩溃的那种麻木、毫无欲望的症状非常不同，然而我仍然还是深陷在同样的痛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