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击治疗的程序是很吓人的。“为病人治疗的是一位医生，他看起来就像科学怪人赫尔曼·明斯特。治疗室在西奈医院的地下室，所有接受治疗的病人都要到?里去，像走入地狱一样，我们所有人都穿着浴袍，感觉像被铁链串着的一群犯人。我看起来还算镇定，他们把我安排在最后一位，我站在那里试图安慰那些和我一起等候但看来吓坏了的人，就在此刻，医院员工走进来，从我们中间挤过去，走到他们的置物柜去。我要是但丁，一定能把这种景况描写得很好。我想要做治疗，但这间屋子和这些人——让我觉得好像置身于曼哲鲁（德国纳粹党医师，拿人体做实验——译者注）的实验室里。如果要做这种事，好歹到光线充足色彩明亮的八楼吧！我现在完全无法忍受。”

“我还是很为我失去的记忆惋惜，”他说，“?以前有一些很特别的图像式记忆，现在都没有了。走出那房间，我想不起置物柜密码，也想不起说过什么。”其实做完治疗后，一开始他根本无法做整理档案的义工，不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他搬到圣塔菲和朋友在一起，待了六个月又独自回到纽约。“也许我的记忆力正在渐渐衰退，”他说，“这倒是能帮助我对那些低潮感到麻木，很容易就忘记了，就像忘了其他事情一样。”康复是一步一步来的——“康复需要很大的决心，然而你却无法掌控。你无法知道它何时会发生，就像你无法预测人什么时候会死一样。”

后来比尔每个星期都和一位教友上犹太教教?：“信仰对我有很大帮助。无论如何它可以帮我缓解压力，”他说，“我一向以身为犹太人为荣，并总是被宗教方面的事物吸引。在那次严重忧郁之后，我感到如果信仰够坚定，世界上的事情都会有挽回的余地。我跌得如此之深，不再相信所有的事情，就只能相信上帝。对于自己走向宗教，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然而那是明智的。因为不管一个星期过得有多糟，星期五的安慰总是会来。”

“不过，真正拯救我的还是百忧解，这种药1988年上市，真像我的及时雨一般。简直是个奇迹。我顿时觉得，这么多年来脑中那个愈来愈大的裂缝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如?你在1987年时告诉我，一年之后我就能搭飞机，和官员、参议员一起共事，我恐怕只会苦笑。我那时连马路都过不了。”比尔现在服用的是速悦和锂盐。“那时生活中最大的恐惧是我无法面对父亲的死亡。他九十岁时过世，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几乎是充满信心地认为自己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我伤心、哭泣，但是能够正常行事：在家中扮演儿子的角色，和律师谈话，撰写悼词。我做得比我预期的好多了。”

“但我还是注意到，我那时总感觉似乎每个人都在向我索取点什么。而我能给的就这么多，那使我觉得非常紧张。也许这么想是错的，但我觉得要是完全公?我的经历的话，人们会轻视我。我还记得那种被排斥的感觉，生活随时都处于失足滑落的边缘。我已经知道如何隐藏它，好让人们看不出来我正在服用三种药物，而且可能崩溃。我从不觉得快乐。唯一能盼望的是生活不再悲惨。当你这样时刻心怀警惕时，其实是很难真正快乐的。我爱棒球，当我看着球场上其他人灌着啤酒，似乎对自己以及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如此无知时，我嫉妒他们。老天，那样多好啊？

“我总是想起出境签证的事，祖母的自杀让我学会了耐心。我不怀疑，不管事情变得多糟，我都会撑过去。然而要是没有以往累积的经验和智慧，我也不会是今天的我，它让我不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

比尔·史丹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自从我第一次遇见比尔之后，他的故事就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大概是因为我们有过于相似的经历吧。经过了第一次的忧郁症时期，那影响力还持续着。接着是一小段颇为宁静的时期。当我开始经历第二次的焦虑和严重忧郁——我当时还处在第一次忧郁的阴影里，我意识到有事情正在发生，强烈地感到需要停下脚步。生命对它的自身是如此索求无度。那些我需要去做、去说的所有事情，实在太困难而无法去想起、去思考、去表达和了解。同时，要是我的脸上还有生动的表情的话，无疑会使我的伤痛更加深一层，就好像是要我同时煮饭、坐过山车、唱歌和打字一样。俄国诗人达尼·卡姆斯曾经这样描写饥饿：“接着开始了虚弱，接着是厌倦，然后是逻辑思考的丧失。然后平静来到，接着是恐怖的开始。”就是依循这个逻辑和步骤，我第二回合的忧郁开始了。直到有一天，我知道没有用了。在跌到谷底大约三天前我就有预感，拿出柜子里的克忧果开始服用。我打电话给精神科药物学者。我先告诉父亲，试着做实际的安排。丧失心智，就像丢了汽车钥匙一样，真的是件很费力的事。朋友打电话来，我在恐惧中听见自己紧绷得僵硬的声音：“抱歉，我必须取消星期二的计划。”我说，“我又开始害怕切羊排了。”那些症状来得快而且来势凶猛。大概一个月后，我的体重掉了五分之一，有三十五磅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