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我们上电视的人有一套混账逻辑

易中天的援边生涯起源于一种浪漫。那时候他还是文学青年，在读了苏联小说《勇敢》之后，热血沸腾的他强烈地渴望着像书中那些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青年们一样，用双手创建出一个共青团城。他被那种勇敢和激越鼓动着，“渴望到广阔天地，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于是自动报名，作为支边青年加入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兵团的农场待了10年。

事后回忆起来，易中天认为那10年给他的影响非常大。在那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他真正地理解了生活并不像书中所描写的那样浪漫，“在那个被诗意地描绘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生活是非常实在的事情”。让他非常怨艾的一点是，在那10年里，“没有一个女孩子爱上我”，而爱情在青年时代的缺失无疑是生活现实而不诗意的一种表征。

当然他也不是没得到好处。在巨大的寂寞感之下，他找到了“读书”这种聊以自解的方式。他埋头读了很多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鲁迅；他在连队小小的煤油灯下苦读《毛泽东选集》，学会了从书中领略思想方法；他反复地阅读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从那种“充满乡土气息，贴近人民群众”的笔法中学习写作的思路；他从头到尾地抄写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抄得激动不已。从这些书里他学会了稳健地思考，而从老百姓的生活里他学到了“务实和人性”——这些，都在未来成了他妙讲历史，一跃成为学术明星的基石。

何东：新疆13年的下乡经历，对你个性的成长和学术研究都有什么影响？

易中天：首先是语言，知道了人民群众的语言；第二是懂得了人间疾苦，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有一副对联叫做“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有时候那无字书比有字书给人的教育还大。而且读完无字书以后，再去读那些有字书，我觉得我就明白了。

何东：感觉大不一样？ 易中天：对。我有一条，就是绝不听那些文人的忽悠。我品三国以后挨那么多的骂，就是因为我挖了他们的根儿，揭了他们的皮，他们老拿着那些纸糊的东西在那儿忽悠，我全给他把纸撕下来了。

何东：我觉得在中国长时间形成了两种非常矛盾的价值观念，一方面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可另一方面又觉得教书的一定要穷困潦倒，你越穷越像个老师。那么对这两种非常自相矛盾的观念，你怎么看？

易中天：首先我们要承认以前对知识分子待遇不公，结果弄得很多读书人穷困潦倒，生活非常清贫；第二，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精神生活确实比物质生活重要，这是真的。他们待遇不公，因此生活清贫，这是真的；重视精神超过重视物质生活，这也是真的，但不等于说他是该的，这是两个概念。

读书人可以重视自己的精神生活超过物质生活，但是不等于说他就该着没有物质生活，他就该着物质生活水平低，没有这个道理。这是两个概念，就像我是一个公民，我有选举权，我也可以弃权，那不能说这个人喜欢投弃权票就干脆不给他选举权，没这种道理嘛。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只好出于自我安慰、自我坚守的需要来鼓吹安贫乐道，把安贫乐道放大，最后得出一个错误的导向，就是不安贫则不乐道，乐道就必须要求贫穷。这是混账逻辑，这种混账逻辑根深蒂固地植根于大众的心里，还有媒体的心中，又被那些其实很想脱贫又脱不了贫的人［所利用］。我说一个例子，很多人骂我们上电视，那仔细地推敲一下，现在骂我们上电视的是什么人？我对他们的清高的真假程度深表怀疑。

2006年我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人物，还有一个获奖的是一个科学家，主办方介绍这是易中天先生，他说易中天是谁啊？他就不看，他也不知道《百家讲坛》，他不看电视。还有好几个院士看了［电视］都挺高兴，说，你说你的别听他们放屁。这种是真清高，他要么根本就不看，要么看了以后他也就是当个电视节目看看而已，不会有什么过激的反应。为什么有些人，［看见别人］上了电视、出了名、挣了钱，他那么难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