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因为现实已经那么现实了，我们何苦还在文章里那么现实？而且在我们国家，你也知道人都很现实，但是都不能说现实，所以你就只能荒诞一点。

何东：我注意到在《一座城池》和《长安乱》这两本书里面，从一开始到最后结尾都没有一点点的性描写，导致《长安乱》里头释然和喜乐一起出寺下山，我还以为两个人没亲密过，后来看到喜乐怀了孩子看得我直发愣。你是不是因为年轻，有意不写性？

韩寒：这种东西我觉得已经被很多人来回写过了，那就已经没有意思去做人家重复的事情。这就挺新鲜，没有写这个过程就怀孕了，就挺新鲜的。这是很多人都描写过的。就像我们中国很多电影就在那里拍，要做这个实验、做那个实验，其实有什么实验，就好好地拍电影就行了，玩的都是别人玩剩下来的，没有什么意思。

何东：还有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书里面的人民群众，他们都跟着事情在跑。

韩寒：人民群众真的是这样。以前战争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你得忽悠他们，你忽悠好他们了就好了。当然那是以前，以前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其实当政者不一定会爱人民，人民其实真的是最愚蠢的，很多人骂当权者、骂执政的人，其实他们没有你想象当中的笨，事实上人民是最笨的。我以前写文章，包括我写博客的时候，虽然我会说一些事情，但我真的不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我也不愿意去做一个假装特别清醒的人；我比谁都迷糊，很多问题我自己都没想明白，我干吗要去假装清醒？而且我也根本不忧国忧民。可能在我们国家最傻的就是忧国忧民的人，这些人是最痛苦、最傻的，因为国家根本不搭理你；而人民就别提了，人民根本就不在意你。

何东：从《三重门》开始，你的书一出来一卖就是100万、200万册，可是你好像不太买账；你还说老百姓就认那些屁都不敢放的作家，那你写书卖书，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迁就读者吗？

韩寒：其实读者有的时候也有一点儿逆反心理；而且所谓迁就读者，大家都在那儿迁就，但想半天读者有喜欢这个的、有喜欢那个的，怎么写都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就像写博客一样，怎么写都会有人骂你，索性你该怎么写就怎么写、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这样心里还会舒服一些，否则就会很难受。每年都要贫穷一两次

何东：有一个媒体统计你的收入，赛车说的是皮毛，说到书的时候就说得比较全了，一本书就卖多少多少，恨不得说你家的钱一年堆得满地窖都是。你有这样富有吗？

韩寒：这样说吧，我卡里的钱，现在你让我去市面上买辆车没有问题，但是估计买帕萨特以上的就有困难了，因为我基本上自己也不留什么钱，比赛很多时候花的都是自己的钱，当然车队也会有工资。然后我自己平时花销什么的也挺大，我又没有单位可以帮我报销，什么都是花自己的，所以开销都很大。而且我因为很喜欢车嘛，自己平时也会买车。我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房子，没买房，都是租的；在北京买过一个六十多平方米的小房子，不住了打算卖掉。我挺喜欢住酒店的，住酒店又特别贵，所以我一年的收入其实就差不多是我一本书的收入，我一年就写那么一本书，写博客是没有钱的，然后赛车的收入又很少，可能还不如一个刚大学毕业找到好一点工作的人的收入。

出书是会有收入的，因为这是我的版税。我又不做任何商业活动。经常会有人说，给你10万块钱只要走一下红地毯，有一些商品发布会去一下可以有十几二十万的，我光一年推掉的这些都得有将近200万、300万元。我现在的钱肯定够我一两年、两三年的开销，因为这种东西做了收不住，所以都推掉了。很多人说我出了一张唱片就是为了赚钱，但是我到现在从来没有走过穴，出唱片赚不赚钱我想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唱片制作的费用［很高］，我自己又比较喜欢影像的东西，我拍了8个MV花了五六十万元，再加上唱片的成本，我只是希望它们不亏而已。后来事实证明唱片没有亏，唱片公司也赚到了一点钱，这些钱能赚到我就很开心了，因为我出唱片不用走穴就能够赚到钱，这已经是很开心的钱。

在中国谈到钱其实是很忌讳的。我觉得我的收入其实很透明，我的书的版税在那里，能卖多少本，这些版税基本上就是我全部的收入。以后有朝一日你的书卖不掉了，可能你写得没有退步，但是读者他们腻了，那收入就会少一点，这些都很正常。到了那个时候你自然想去走穴，想去参加商业的事情，但你也没有机会了，这些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都不会去趁自己这两年怎么着多捞一点，后两年又怎么着，我真没想那么远。

何东：法国一个女作家杜拉斯，写《情人》的那个，很老了，写了一个电影剧本给好莱坞，好像还没拍就说［用酬劳］买了一个别墅，当时吓我一跳。贝塔斯曼如果为了保证你的书畅销也会这样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