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主流的那一套的确是挺害人的，反正对于我来说。像写东西，他们骂我的时候说这个人自称自己是一个作家，但其实他们真的不了解我。我在这一点上是有原则的，我从17岁的时候开始就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媒体上或者任何一个采访中说我是一个作家，说到的时候都说是作者，或者写东西的人来代替；你能够从哪个地方找到我自称是一个作家，我给你1万块钱。所以很多人都是自己在说这个话，然后自己拿着这个话出来说，自己很开心。我觉得中国很正统地写东西的那些人已经过时了；其实写东西不能用过时、过气来形容，但真的是过时、过气了。我是这么认为的，本来这个事没有一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不应该像他们那样写。

何东：你说写东西一定要言之有物，我特喜欢言之有物，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那这是不是说，个人独立的、鲜明的态度表达才是你需要的最大的观点？

韩寒：我觉得这很重要。很多人都说车轱辘话，说问题不够辩证，说得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那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好。骂这样一批人的时候，你得加上“部分的”，或者说“大部分”、“少部分人”这种话，我觉得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你知道对不对，而且大家都知道；那连你都知道，我难道会不知道吗？我只是觉得去加那些很面儿上的话真的是没有意思，因为我是在表达一个观点。我不怕打击到或者讽刺到某些人；我们经常说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其实打翻了也没有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不喜欢这种说话的语气，说了半天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他们都没有鲜明的态度，因为他们害怕，想两边都要讨好一点。我可能相对来说并没有这方面的害怕，而且可能他们是自己在某个圈子里面怕得罪人，怕得罪人以后自己没饭吃、混不下去，但我还好。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我至少还会开车，再怎么样我都能够有饭吃，撑死了就是过得好一点、过得坏一点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过得很好，但是话说得很难受，那还不如过得不好。韩寒：因为现实已经那么现实了，我们何苦还在文章里那么现实？而且在我们国家，你也知道人都很现实，但是都不能说现实，所以你就只能荒诞一点。

何东：我注意到在《一座城池》和《长安乱》这两本书里面，从一开始到最后结尾都没有一点点的性描写，导致《长安乱》里头释然和喜乐一起出寺下山，我还以为两个人没亲密过，后来看到喜乐怀了孩子看得我直发愣。你是不是因为年轻，有意不写性？

韩寒：这种东西我觉得已经被很多人来回写过了，那就已经没有意思去做人家重复的事情。这就挺新鲜，没有写这个过程就怀孕了，就挺新鲜的。这是很多人都描写过的。就像我们中国很多电影就在那里拍，要做这个实验、做那个实验，其实有什么实验，就好好地拍电影就行了，玩的都是别人玩剩下来的，没有什么意思。

何东：还有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书里面的人民群众，他们都跟着事情在跑。

韩寒：人民群众真的是这样。以前战争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你得忽悠他们，你忽悠好他们了就好了。当然那是以前，以前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其实当政者不一定会爱人民，人民其实真的是最愚蠢的，很多人骂当权者、骂执政的人，其实他们没有你想象当中的笨，事实上人民是最笨的。我以前写文章，包括我写博客的时候，虽然我会说一些事情，但我真的不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我也不愿意去做一个假装特别清醒的人；我比谁都迷糊，很多问题我自己都没想明白，我干吗要去假装清醒？而且我也根本不忧国忧民。可能在我们国家最傻的就是忧国忧民的人，这些人是最痛苦、最傻的，因为国家根本不搭理你；而人民就别提了，人民根本就不在意你。

何东：从《三重门》开始，你的书一出来一卖就是100万、200万册，可是你好像不太买账；你还说老百姓就认那些屁都不敢放的作家，那你写书卖书，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迁就读者吗？

韩寒：其实读者有的时候也有一点儿逆反心理；而且所谓迁就读者，大家都在那儿迁就，但想半天读者有喜欢这个的、有喜欢那个的，怎么写都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就像写博客一样，怎么写都会有人骂你，索性你该怎么写就怎么写、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这样心里还会舒服一些，否则就会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