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九月，江南著名才子、一代文豪高启受苏州知府魏观案牵连，被腰斩弃市，一同被斩的还有同是文豪的王彝。此案因为一篇文章而起，掀开了明清两代一系列充满腥风血雨的文字狱的序幕。

高启被杀时仅仅是苏州治下的一介草民，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被后世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因为高启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曾经的政治明星、发挥过标杆作用；高启也不是一般的才子佳人，而被清代的赵翼赞誉为“一出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明初诗人第一”。高启虽然是明朝初期的文坛代表人物，但出生于元朝末期的苏州，主要文学成就是在元朝末期奠定的。张士诚占据东南时，高启居住在吴淞江青丘，号“青丘子”，开始半隐居半高调地在文坛树立了盛名。

明朝建立后，高启对新王朝的态度就带有了很强的象征意义。很多人都盯着他看。

高启一开始对新王朝的建立抱以“欢呼大庆”的态度，热情称赞朱元璋驱逐蒙元建立明朝的行为。在名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结尾中他对明朝统一天下大唱赞歌：“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高启说自己“幸逢中国真龙飞”，对朱元璋的称赞接近了肉麻的程度。朱元璋也投怀送抱，王朝刚刚建立的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就招揽高启参修《元史》。高启从此进入了新王朝的权力高层，受诏入京修史时写了《召修〈元史〉赴京师别内》，兴高采烈地说：“宴安圣所戒，胡为守蓬茨？我志愿裨国，有遂幸在斯！”不仅自己积极进入新王朝，高启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动员有才能的朋友出仕。如“北郭十友”之一的余尧臣出任新郑簿时，高启作《答余新郑》：“幸逢昌期勿自弃，愿更努力修嘉名。”

高启的态度得到了新王朝的肯定。他很快就被授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同时承担了教授新王朝“诸王”文化知识的重任。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秋，朱元璋在朝堂上当众擢升高启为户部侍郎。高启刚刚当官一年，就像坐了直升飞机一样，做到了侍郎的高位，令在朱元璋手下奋斗进步了几十年的老人们瞠目结舌。这也体现了朱元璋对高启的肯定和器重。

可就在朝堂上，高启拒绝接受户部侍郎的任命。他的理由有两条：一来自己年少，才35岁；二来自己一介文人，没有实际政务经验，恐怕难当户部的大任。高启的这两条理由都还说得过去，朱元璋心里虽然不快也不好说什么。但高启接着说了一番话，却激怒了朱元璋。高启说自己心力疲惫，请求解除本兼各职，“放归山林”。

你年纪轻轻，才参加工作一年，就以干不了为理由要回家养老？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你是对工作失去了热情、不愿意和同事们相处了。的确，高启是对朱元璋交待的工作厌倦了，而且还对新王朝的政治失去了热情和信心。

和所有的文人一样，高启内心积极入世，非常希望有一番作为。他的文采越飞扬、名声越远播，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成就的期望就越高。高启在诗《赠薛相士》中承认：“我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顾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长。”高启隐居青丘，并不是要做隐士，而是和诸葛亮一样，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出山而已，是静观局势待价而沽。就是在隐居时，高启也经常“登高望远，抚时怀古，其言多激烈慷慨”。明朝建立后，新朝新气象，吸引了高启。高启一开始和新王朝的合作，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态度，并非一个特例。

在南京的一年多高层政治接触，让高启感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不适应。

朱元璋等人是农民造反出身，依靠暴力得的天下，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和皇帝的权力，在政策上采取粗暴繁重的方法。比如明朝初年对苏州等东南各地采取打击豪强、加重赋税的政策，对一些不合作的富豪和文人大加挞伐。朱元璋对原来精英阶层的打击面很广，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有人说“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之一二”。高启虽然跻身于新朝新贵行列，但出身于旧的精英阶层，不可能对新朝打击故交名士的行为无动于衷。对于朱元璋的高压政策，高启不赞同，但他权小势微，无力反对。这个时候，文人的敏感和脆弱都表现出来了。高启挣扎在不同的立场之间，难以自拔。而且高启还有一些读书人的虚荣，爱表现，“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高启在政治上不成熟，将听到的或者看到的31 落到了文字上，曾写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夜深宫禁”的事情，你高启怎么知道的，又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了？此事牵涉到宫廷内争风吃醋的丑闻，朱元璋看到高启的诗后，不可能不往心里去。朱元璋对高启等文人的设想是：支持新朝，有才能的人可以吸纳进高层圈子为己所用，但要听从?挥，不能捣乱。心理的煎熬让高启始终融入不了新朝——文人的矜持让他拒绝同流合污，于是他决定回归，重新去做一个单纯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