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度的调查报告是不利于魏观的，但并没有采用蔡本的“异图说”。他弹劾了魏观两大罪状：“非时病民”和“危言”。所谓“非时病民”是认为魏观调拨民工修建两大工程耽误了农民的农时，而且在修建过程中工程过急，有催赶逼工的现象存在；所谓的“危言”则是说高启写的《上梁文》不太妥当，认为“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

应该说，张度弹劾的这两条罪状都击中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朱元璋农民出身，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农民，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对误农伤农的行为极其反感。魏观的两个工程既然误了农时，朱元璋就不满意了，把它想象成大兴土木、民怨四起的事情了。而第二条罪状中的“高启”、“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等字词更是让朱元璋浑身不舒服。他下令要亲自查看高启的《上梁文》。看完以后，朱元璋断定：《上梁文》是一株大毒草，是射向大明朝的恶毒暗箭！至此，魏观和高启等人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上梁文》到底写了些什么呢？遗憾的是，这篇文章现在已经失传了。根据散落在其他文献中的内容，这篇文章提到了苏州府衙“龙盘虎踞”。“龙盘虎踞”四个字形容某地地势雄伟，通常是用来形容南京城的。高启用这个词来形容苏州府衙，的确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朱元璋的想法不只于此：第一，苏州府衙原来是谁的宫殿？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夙敌张士诚的宫殿。你形容该地“龙盘虎踞”，那张士诚是龙呢还是虎呢？如果张士诚是龙虎，那我朱元璋又是什么？第二，苏州府衙现在是谁的府衙？是魏观的府衙。你魏观在那里龙盘虎踞，到底要干什么？联想到高启之前的举动，原来他是要推翻新王朝，怪不得拒绝和新王朝合作呢。由此，说高启和魏观两人大不敬还算是轻的，说你们图谋造反也不为过了。

高启在上梁仪式上还吟诵了一首《郡治上梁》诗。其中说：“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升贯日红。欲与龙廷宣化远，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这首诗用词很好，很有气势，借上梁称赞魏观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但是夸张手法用得太过了，“龙廷”、“黄堂”等词用在一座府衙上，就犯了和“龙盘虎踞”一样的“错误”了。而且高启还要魏观“广庇民众”，这不是要和朱元璋争夺民心吗？“广庇民众”的只能是朱元璋，而不可能是别人。

张度上表弹劾的时候，也没想到这两条罪会掀起一系列的血案。误农时的罪过，最多不过罢官而已。“危言”也不过是训诫或者徒刑而已。无奈，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众多的“造反证据”，“魏观案”被定性为一次“谋逆”事件，魏观、高启、王彝以“浚河扰民”与“修府治兴既灭之基”之罪腰斩于市。高启当时只有39岁。

像“魏观案”这样因文起祸，以文字联想的内容作为证据定罪的案子，我们称之为“文字狱”。

“魏观案”定案过于主观，主观到连朱元璋都不太确信是否真实。魏观被杀没多久，朱元璋仔细想想，也觉得是个冤案了。于是明朝政府允许魏观以礼归葬，朝廷允许文人们给他编辑了文集，还派诸王和相关官员祭祀，算是给予了实质平反。

至于高启，朱元璋一口咬定他的谋逆，拒绝平反。为什么同案不同罚呢？

因为没有“魏观案”，高启也必须死。他属于朱元璋坚持要杀的那类人。高启代表着一类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江南文人。朱元璋曾派人拿着金银财宝去招揽文人——他不知道文人不都是能用钱财征服的。大诗人杨维桢见到使者后干脆说：“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被逼急了就说：“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这群文人不仅拒绝合作，而且念念不忘在元朝和张士诚时期相对宽松的统治。比如文人陈基就怀念张士诚政权，写诗说：“一望虞山一怅然，楚公曾此将楼船；问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寇年。”他继续称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为“楚公”，而用“寇”暗指朱元璋。同样死于“魏观案”的王彝也和高启一样，短暂入仕后借口母亲年老需要赡养，辞职回乡。朱元璋本来就和文化人不是同类，加上“非友即敌”的简单思想作祟，朱元璋大开杀戒了。魏观、高启和王彝于是成了洪武初年众多文字狱的第一批受害者。随着统治的稳固，朱元璋干脆以暴力威胁天下文人支持新王朝，出任官职。朱元璋在刑书《大诰》中设置科目，明文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则“诛其身而没其家”。贵溪夏伯启叔侄俩自己砸断自己的手指，苏州姚润、王谟接到任命不出仕，都被斩首并抄家。面临生命威胁的文人们，这才出来做官。做官还不够，朱元璋还要改造文化，像打击政治对手一样，将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潜在力量都掐死在摇篮里。诗人陈养浩写了句“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认为他写夜夜哭征夫，是无视大明朝的繁荣盛世，讥讽朝廷的军事制度。大明朝怎么可能有怨妇呢，于是乱说话的陈养浩就被投进水里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