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是江南乡试之年。京官殷某出任江南乡试正考官，南下苏州。绍兴城丁忧在家的内阁中书周介孚派家人前来拜托殷某“关照”应试的周家子弟，包括长子和几个侄子。

科举舞弊是重罪，但到光绪年间早已流弊日广。冒籍、夹带、刺探试题、雇用枪手甚至行贿考官等等，无所不有。周介孚在北京做官多年，和同样是京官的殷某相识，加上丁忧在身，就写了一封信附上银票让家人送给老相识。这本是司空见惯、手到擒来的易事。可周家的下人实在不会办事，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办成了一桩大案。

殷主考停驻在官船上，正好有苏州地方官上船拜访。周家下人找到官船后，也不看合适不合适，就把信和银票交给随从，让呈给殷主考。随从见是内阁中书周介孚的来信，又有银票，不敢怠慢，就拿进去递给了主子。殷主考拿到信和银票，看看在座的苏州地方官，极为尴尬。苏州地方官自然晓得是怎么回事，赶紧端起茶杯喝茶，当作没看到。这时的殷主考有两个选择，第一是退回银票，大义凛然地将周介孚和下人报官（地方官就坐在对面）；第二是找台阶下，收下银子帮忙办事。他看看银票，咽了口水，装进口袋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和客人闲谈。

这件科场行贿案原本就此便可以结束了。

周家的下人见银票送进去后，船里的老爷都不给张收条或者回个话什么的，着急了。等了好久后，他竟然在岸边大喊：“老爷拿了银子，怎么也该给个话或者收条，小人好回绍兴交差！”他还以为科场行贿像在早市买菜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要发票呢！船上的人见这个人的话越讲越难听，出面阻止他大喊大叫。越不让叫，周家下人叫得越厉害，骂殷主考拿了银子不办事，引得岸边百姓围观。这下，殷主考恼羞成怒，苏州地方官的脸都挂不住了，严肃地走出来，下令将周家下人缉拿。殷主考还拿出周介孚的来信和银票，交给苏州府衙查办。

周介孚行贿乡试主考，人证物证俱在，而且是被抓了现行。案子很快就做成了铁案，层层上报。下面是科举舞弊司空见惯，最上面的光绪皇帝却不知道。他还以为科举是为帝国选才的根本制度，神圣而纯洁，一见竟39 然有官员公然行贿，龙颜大怒，将周介孚从严处理。周介孚被判了个“斩监候”，相关考生革除功名。

这个周介孚是科场高手，曾高中一甲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做了三年京官。其后当了三年江西金溪知县，因脾气太差大骂江西巡抚而被弹劾免职。此后受好友李慈铭指点，卖田捐官，补了内阁中书一职，长期在京为官。光绪皇帝钦定他斩监候，周家发动周介孚的科举旧交、京官同僚，又卖了家族的良田和店铺，疏通上下环节。他的案子由浙江省负责，时任浙江按察使是赵舒翘。所谓的“斩监候”类似于死刑缓期执行，要等到“秋后处决”。赵舒翘觉得周介孚的运气太背了，大家舞弊都没事，就他被摊上了，对他很同情，加上各种各样的招呼，就把周介孚的死刑给押了下来，秋后并未处决。周介孚保住了一命，杀也不是放也不行，在杭州的监狱里呆了八年。闹八国联军时，京城监狱中犯人纷纷逃离监狱，事后又自动回来归案。刑部因此奏请赦免所有犯人，得到慈禧的批准。刑部尚书薛允升援引此例，将远在杭州的周介孚也列入赦免名单，得到慈禧同意释放。薛尚书是周介孚的同年进士，很同情周介孚在科举舞弊相当普遍的情况下获罪，就稀里糊涂地把周介孚释放了。

周介孚回家闲居了三年后，死了。他是一个规范的封建士大夫，但科场行贿给读书人丢了脸，江南读书人都不愿意提起。一旦提起，就可能被人举一反三，牵涉出更多的类似案件来。所以这件案子很快被刻意淡忘了。半个多世纪后，此案才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因为案犯周介孚的孙子大紫大红了。他就是鲁迅。爷爷入狱让周家家道中落，很多鲁迅研究者认为，如果没有此案，鲁迅继续生活在安逸奢华的家族中就不会成为本阶级的“叛徒”，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少了一个领军人物。而周介孚拜托殷主考关照的长子在案发后，被朝廷革去秀才功名。年轻人本来身体就弱，受案子一吓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周介孚死去的这个长子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

整个案子背后最值得挖掘的是：为什么科场行贿司空见惯，让读书人和官员都对因此被抓的人表示同情？

任何行贿都有腐败官员的责任。如果官员不需要钱，行贿案就不会发生。殷主考如果不是因为周家的下人不通人情、乱喊乱叫，也不会把他和老相识周介孚报官。他是看中周介孚送来的钱了，他需要这笔钱。主考官都是京官充任的，一般都是翰林院等冷衙门中的官员外放地方乡试主考。科举被京官看作是捞钱致富的重要门路。这也是为什么科场舞弊案层出不穷，大家见怪不怪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