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事是游历香港。他看到香港宫室瑰丽，道路整洁，不由得赞叹西人治国有法度，不能再把他们当做夷狄。于是，在拜读国人著作外，又开始阅读西学著作。三年后（1882年），康有为途经上海，国家的衰败、人民的苦难与洋人的跋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报纸书籍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政治制度等，知道了西方治国之术是有根源的，于是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

就这样，康有为在20岁出头时，已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萌芽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第四次乡试落榜，更加觉得清廷无可救药。于是决意不顾禁令，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帝①，请求变法。在这篇充满激情的奏折中，康有为先是痛陈了所面临的危机，激烈地指责统治者的麻木不仁，甚至大胆批评了慈禧和光绪在治理国家方面的软弱无能。接着向慈禧和光绪提出了三项建议：“变成法”（参考古今中外法制，推行新法）、“通下情”（使民间舆论可以上达朝廷）、“慎左右”（慎重选择能够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大臣）。这份奏折虽因多方阻扰未能上达，但他大胆的行动和主张在爱国人士和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康有为也因此成为知名人物。

上书没有成功，康有为并没有就此沉寂，而是开始默默地思索真正的救亡之路。他认为救国需从培养人才入手，于是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梁启超就在这时成为了康门弟子。

在梁启超等弟子的协助下，康有为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拿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六经和孔子学说开刀，重新解读，为维新变法寻找到了理论依据，引起了极大轰动。

《新学伪经考》通过历史的考证指出，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所以叫做“伪经”；是王莽一朝的学术，所以又叫做“新学”②。他说，西汉以前的“今文经”才是孔子“真传”所在，指斥“古文经”不是孔子的“真传”，后来宋人所注疏的经，也多是伪经。这一下捅了大篓子，因为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是以宋代的理学作为正统思想的。但康有为不理这么多，他就是要打倒统治者赖以维系的旧思想，为实行变法扫除思想障碍。

《孔子改制考》的主要内容是：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的。从秦、汉以来的历史才可考信。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出一套他自己创立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撰六经，作为“托古改制”的依据。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教义最完善、制度最齐备、门徒最众多，于是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为“万世教主”。这样一来，康有为把常人心目中的孔子改头换面，装扮成了“托古改制”者，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这还不够，他还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说是孔子所创。凡是变革所需要的东西，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力图使人们相信，维新变法就是遵循孔子的“立法”，孔子也因此一跃成为维新变法的祖师。例如在《尚书·尧典》中有“咨四岳”一句，意思是向四个部落酋长征求意见；康有为却解释说，这是孔子主张民主政治。又如有“宾四门”一句，本指各方诸侯入贡于天子，康有为则说这是孔子主张“开议院”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