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原因应从王国维的人生价值观说起。

王国维生于光绪三年，此时大清王朝统治中原已有250多年之久，经过康乾盛世的巩固和融合，民众对于这个朝代的存在已视同当然。王国维偏居浙江海宁，父亲王乃誉也是读书人，喜欢画画，能临摹钱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国起义时，弃儒从商。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国维天资聪颖，16岁就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书院进学准备应考。

王国维自己有选择地读书是在16岁时，他在杭州以自己积攒的零用钱买了《汉书》的前四册，爱不释手，以究经史大义为乐，对八股时文不是特别上心。1893年、1897年两次乡试均名落孙山，非常灰心。如果在以前，他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考下去，直到取得功名；另外就是选择坐馆教书或者当师爷去，他的父亲就曾经在浙江溧阳当过幕僚。

但是，社会正在起变化。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段前后的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

1898年，戊戌变法，实施新政，废八股改试策论。

1905年，清政府在几经调整之后，正式宣布废除科举考试。

这是一个列强入侵、朝政腐朽、思潮涌动的时代。甲午战争之前，西学的影响仅限于国内沿海的几个大商埠，中国的几大书院都没有西学的痕迹，科举考试制度尚未被触动，大多数的读书人仍在四书五经的氛围中。战后，西学在国内陡然兴盛，日本成为学习的样板，学新学、救国家的风气使许多人在传统科举考试的道路之外多了一个选择——留学。20世纪头十年中留日学生总数即达5万人以上。

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王国维在21岁时就放弃了科举进仕的念头，实在是形势使然。即使他想考下去，这个道路也会很快被切断的。

王国维顺着社会潮流学习新学，但也像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有一种人生目标被颠覆和理想实现途径被阻断之感。就是在这种苦闷的情绪中，王国维接触到了悲观主义哲学。留学日本时他读到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著作，并沉迷了好几年，可是随着他对西学思想的深入了解，逐渐产生了厌倦之情，认为西学的根本精神在于“竞争”和“贪”，中国人本以中庸为贵，但由于对西方的盲目学习而导致“纪纲扫地，争夺相扔，财政穷蹩，国几不国”。可以看出，传统的“三纲六纪”执行得好坏，是王国维评判朝政的标准，他对于西学救国的主张是持批判态度的。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避居日本五年，回国后发现，社会风气日见败坏，愤激尤深，觉得清末社会虽然糟糕，还有彭玉麟、沈葆桢等人敢于秉公执法，而民国政局则是上下同风，蝇营狗苟。他曾做《论政时疏》说：“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对代表着周孔统治之道的清朝体制念念不忘，而对西方人的立宪、共和，则认为是由贪心不足而造成的画蛇添足。由洋务运动派生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西方思想由技术而政体而文化思潮，呈现出从“用”到“体”的一步步推进的脉络。而处在民国建立之初的王国维，由于对西方思想基础挖掘较深，并且对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强国的民风时局变化，可以说是一眼看到底，不要说以西学为“体”，即便是“用”，也是中优西劣。这对西方思想在中国的渗透形成了一个有力的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