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王国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他陛下、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王国维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

他寄望于废帝溥仪能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是天下共和大势浩浩荡荡，已无可挽回，溥仪自己也旦夕不保，这使得王国维思想上陷于绝望。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不能继续呆在紫禁城内享受“他国君主”待遇，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中国的士大夫自古名节观念极重，王朝更替时，必有一批士人眷恋旧朝，不肯革故鼎新，甚至以死相抗。传统价值观往往使这样的士人青史留名，为人称道。按陈寅恪的说法，生逢此“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纲纪之说，无所凭依，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既然没有死成，王国维在心理上便觉得名节有亏，遗书中说“只欠一死”，应当是指此次自杀行动，而“欠”字则代表名节有污，必当赎回。他认为这次就应该一死谢国，但由于自杀未遂，所以称“欠”。

王国维的“君辱臣死”观念早已有之。张勋复辟失败时，他就在一封信中说：“今日情势大变……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公只有一死谢国。”“末日必在今明，乘舆尚可无事，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颜南归，真可谓不值一钱矣！”意思是说参与复辟的诸公如果活着回去，人品名节就一钱不值了。

以上可以说是王国维自杀的根本原因，而直接原因则隐含在“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八个字中。“世变”当然是指北伐军一路成功，眼看要攻入天津、北平，流寓天津张园的末帝岌岌可危，天将变色。那么“辱”字如何解释呢？这要看当时的两则消息：一是湖南叶德辉被先辱后杀；二是浙江政府收没章太炎的家产。叶德辉曾是清朝的御史，也属于清朝的遗老，王国维自有唇亡齿寒之感。章太炎本来是排满革命者，但是到了1927年，已经快60岁，认为北伐军拔五色国旗改立青天白日旗，是背叛中华民国，因此决定退出政治泛舟江湖，做“民国遗老”。北伐军连这样的早期革命领袖也不放过，也难怪王国维会认为这次革命将比“逼宫”事件更为严重。在他猜测，北伐军一旦进京，他的命运将比叶、章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那时他离开溥仪去清华教书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了，但其间仍不时被溥仪诏去奏对，君臣之义仍在。在王国维投湖前三天，满洲金梁曾到学校拜访他，当天王国维一反往日静默，情绪极为忧愤，告诉金梁说他想陈请溥仪离开天津，但是张园内的人不肯转达。眼看溥仪将不保，自己的一场大辱在所难免，自杀似乎是唯一的选择。